近日，201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中，武汉多个高校考点内，上演这样的一幕：一些考生在考试前后被民警和考场工作人员带出，留下一个个空荡荡的座位……这一行动背后，是源自市民向媒体提供的实名举报：武汉两家教育咨询机构组织“枪手”，兜售器材，准备在今年研究生考试中于湖北武汉、襄阳及湖南省实施作弊。

今年以来，考试作弊的新闻层出不穷，几乎让人产生审丑疲劳：6月，央视曝光河南杞县等地高考替考事件，替考事件的组织者和“枪手”有武汉高校教师和大学生；山东18名高考枪手被抓；9月，2014年全国一级建造师考试开考，四川各地考点一共“逮”出了213名作弊者；10月，执业药师资格考试中的陕西西安考点，监考人员抓住了2000多名作弊的考生……一系列丑闻浮出水面，枪手公司、考生家庭、监考老师之间隐秘的地下利益链条昭然若揭。

考试作弊，不仅让个人诚信产生污点，而且戕害考场公平，令考试选拔人才的初衷也大打折扣。作弊有风险，但为何仍然大有市场？事实上，我国人才考核机制较单一，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下，学历证书、资格证书是常用筹码，通过考试筛选人才成了惯例。这也导致作弊市场风生水起的现实。而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也给投机分子可乘之机。从无线耳机到钢笔， 作弊手段与时俱进，日新月异，有些考生甚至配备有詹姆斯·邦德式的各种隐藏设备以及精密的通话装置，与考场外的答案提供者保持联系，手段之高令人咋舌。

然而，和作弊可能带来的好处相比，我国对作弊的处罚力度显得过轻。高收益低成本让不少人铤而走险。打击作弊行为，首先，必须加大作弊成本。纵观我国当前的处罚规定，大多是取消考试成绩，再严厉的也只是限定几年内不得再次报考。而反观外国，美国一旦考试作弊，将面临图谋欺诈重罪指控，可能面临高额处罚及监禁；在新加坡、日本等国家，考试作弊将记入诚信档案；在孟加拉国，考试作弊将可能被关押；我国香港也严惩作弊，如2006年武汉去港读书的女博士生，意图行贿老师。廉署接获举报后，当场把正抄写试题答案的女生拘捕，最终还被判即时入狱六个月及充公一万元贿款。重惩震慑作弊者，才能击退作弊者的侥幸心理。

其次，打击作弊行为，呼吁《考试法》尽快出台。尽管作弊行为猖獗，但我国法律仍力有不逮。现行法律体系中，缺少一部专门规范国家各类考试的法律。目前，我国对考试违规的处罚主要依据是《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但在事件处理上，前两部法律对作弊所设定的条件非常有限，难以适用所有考试，而《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则不具备国家法律效应。值得欣慰的是，教育部正在研究起草教育考试条例，加大考试违法行为打击力度。期待《考试法》尽快出台，让打击作弊行为更有底气。

话说回来，给予作弊行为最后一击还在于丰富人才考核体系，打破单一依赖考试的选拔机制。诚然，考试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是目前认可度较高的选拔方式。然而，层出不穷的资格考试、学历测试确实给人增加不少负担，也容易让人产生侥幸心理。因此，清除不必要的资格证书，规范各类考试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考核人才时，不妨增加对工作经历、成绩、专业素养等方面的审核，做出更全面的评定，别让一场考试说了算，这样才能最终让作弊行为含金量降低，让真才实学者最终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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