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夏后的一个晚上，48岁的李桂珍像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车下班回家，屋里的桌子上多了个从外地寄来的快递包裹，里面有本浅黄色封面的册子。

寄件人是在云南大学读书的女儿，包裹里是她刚刚完成的硕士毕业论文——《母亲的故事：一个下岗女工的社会互动和自我建构》。

“哎呀，这孩子写我干吗？”看到封面上的标题，李桂珍在心里嘀咕了一下，但又好奇女儿到底怎么看自己。她饭也不吃了，坐在沙发上开始翻看，文章很长，里面还有许多“深奥枯燥”的词，但看着看着，泪水开始漫上来。

李桂珍在云南省西部一个城市的中学里担任宿舍管理员。这个总是窝在角落里拖地、洗校服、刷球鞋的中年女人，曾是当地一家大型军工厂里的播音员，就连附近乡镇的村民都听过她的声音。

即使在那个生命中最“辉煌”的阶段，厂志里关于李桂珍的介绍也只有短短12个字：“有播音员1人，每天播音3次”，名字都没有提起。如今，她只是社会底层一个不起眼的下岗女工，但25岁的女儿花了两年多时间，用4万多字，把她写在自己的毕业论文里。

母亲是一个柔弱的个体，大千世界中一颗毫不起眼的微粒

沿着坑坑洼洼的砂石路，车开进一个人烟稀少的山沟，最后停在一块三角形的空地上。

李桂珍下了车，看上去兴致不错。她指着前方说：“这就是我们工会，那个是舞厅，那个是电影棚，我的广播室就在电影棚上面。”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有一片烂泥地和荒芜的杂草。远处是几排低矮而整齐的红色砖房，窗户玻璃支棱着凌厉的尖角，里面黑洞洞的，早已无人居住。可李桂珍和同行的几个人对着这片废墟，聊得很起劲。

这一幕让站在旁边的女儿蒋易澄感到好奇。当时，这个云南大学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正在准备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她要研究“三线工厂”职工的集体记忆。此次回老家参加父辈们的聚会，是田野调查的一部分。

蒋易澄是标准的“三线子弟”，她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姨妈舅舅都属于一个代号叫“国营七矿”的铀矿冶炼工厂。1970年代，他们响应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个距离昆明500多公里的小山沟，把这里逐渐建设成一个拥有粮店、百货店、学校，甚至舞厅和灯光球场的山中“小社会”。

李桂珍和蒋易澄脚下的这块三角地，曾是整个矿区的中心。“七矿”最辉煌的时候，接近2000人在此工作、生活。1990年代末，国有企业改革，“七矿”宣布破产，李桂珍买断工龄下岗，职工接连离开矿山自谋生路。如今，整座工厂只剩下5位老人看守。

虽然成为单位“甩掉的包袱”，但提起“七矿”，李桂珍仍掩饰不住自豪，“原子弹爆炸我们是作了贡献的！”她总喜欢对外人这么说。此次女儿回老家采访三线建设的事，她跑前跑后帮忙联系老同事，带女儿去退休人员安置点，让那些老人讲讲“采掘队大干多少天”的辉煌记忆。

蒋易澄最初并没有注意到母亲有些反常的举动。对她来说，母亲只是自己众多采访对象中的一个。但母亲在聚会中不同于平时的表现，让她开始好奇，为什么在家里有点敏感、一度不爱与外界接触的母亲，重回“七矿”后那么开心、健谈？她在那里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时光，离开矿山后又遭遇过什么打击？

尽管和母亲朝夕相处25年，但这些问题她并不太了解。

回到学校后，蒋易澄去导师的办公室里汇报论文进展。聊天时，她无意中提到母亲下岗后争取权益以及出去打工后心理上的变化。坐在对面的导师听了眼睛一亮：“这反映了人的自我认知的发展。”导师推荐她回去读读美国学者乔治·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这本书。

“人的心灵和自我完全是社会的产物。”书里有这样的论断。

蒋易澄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最熟悉的采访对象。“母亲是一个柔弱的个体，大千世界中一颗毫不起眼的微粒，但为什么此刻看她竟觉得她如此强大？如果时代洪流总是将人左右，让人无奈，但人也是可以反抗、适应和改变的。”她在论文中写道。

这个年轻姑娘意识到，自己本来要探寻的“七矿”发展、变迁历程，其实早就与母亲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但蒋易澄并没有告诉母亲，自己论文中的主角已经换成了她。

那下觉得“啊嘛太幸福了”，后来才知道生活不是这样的

下岗后李桂珍一直四处打工，她开过餐馆，卖过杂货，给别人织过毛衣，当过清洁工。一天忙完，只有在回忆时才能成为往事的女主角——

那是李桂珍最舒心的一段时光。20岁接父亲的班，在中央直属企业里当播音员，挣得比地方上多，穿得也时髦：下面一条紧身氨纶裤，上面是鸭蛋绿的长款西服，头发高高地盘起来，“还是挺好看的”。

厂里的年轻小伙子开始行动了。那个年代追女孩的方式还算朴素，有忙着给她占座的，有抢着帮她抬水泥的，还有把存折拿给她看的，但他们最后都输给蒋易澄的奶奶。奶奶每天早上守在自家窗口前等着李桂珍经过，招呼她进屋吃早点。不知道吃了多少碗有荷包蛋的面条后，这个厂子里众人瞩目的姑娘成了她的儿媳妇。

李桂珍说自己和蒋易澄的爸爸一见钟情。相亲时，他打扮得像个牛仔，跟厂里那些下井工人很不一样。他是驾驶员，开了辆天蓝色的汽车，斯洛伐克进口，据说全云南只有10辆，经常带着李桂珍出去兜风。

“那下觉得‘啊嘛太幸福了’，后来才知道生活不是这样的。”李桂珍苦笑着说。

改变首先是从蒋易澄出生后开始的。广播室“一个钉子一个眼”，播音时间是固定的，迟到一分钟，全矿都知道了。李桂珍只能给领导打报告，离开广播室，去办公室当打字员。到女儿3岁，该送幼儿园了，可矿区的老师怕铀辐射，走得没剩下几个。没办法，李桂珍办了停薪留职，陪女儿去市里上幼儿园。那时她才26岁。

家里少了一个人的收入，顿时有些捉襟见肘。年轻的李桂珍也不习惯当闲人，她在公园旁租了间房子开饭馆，铺面不大，只有五六张桌子，独创的清蒸鸽子这道菜在当地颇受欢迎。可好几次中午忙完生意，回头一看，女儿不见了。

李桂珍“像疯人一样”冲出饭馆满世界找。她问路旁卖冰激凌的：“大妈你有没有看见我家姑娘？”问街边卖烧烤的：“大姐，有没有看见我姑娘？”谁也没看见。正哭得稀里哗啦，饭馆里的小工追出来：“老板娘老板娘，孩子在被子后面睡着了。”

担心孩子有一天真会丢，李桂珍把饭馆关了。

“得到这样就必须放弃那样。”20多年后，李桂珍说得轻描淡写。她刚在厨房里忙乎完，做的是黄焖鸡，曾经的招牌菜之一，鸡肉又嫩又入味。如果饭馆继续开下去，她应该是个好厨师。

“女人嘛。”她用这3个字结束感慨。可有一件事是真后悔了，女儿7个月大时她参加成人高考，录取通知书来了，可孩子吃着奶，丈夫又老出差，考虑几天，她最终没有去学校报到。

“我没有办法，自己放弃了嘛。如果那时把文凭读出来，我就不是今天这样子了，就不会走下岗这条路了。”李桂珍的声音低沉下来。

这件事蒋易澄不止一次听母亲讲过。准备论文时，她在厂志里找到了印证：“着重对青壮年职工进行培训……送大专院校系统培训10人。”蒋易澄在那行字底下画了个箭头，用蓝色荧光笔在空白处写道：“妈妈成人高考的遗憾。”

可她一度对这件事有些反感。母亲说多了，她有时忍不住回嘴：“哎呀你别讲了，烦得很！”

“她总讲‘为了你牺牲很多’，我心里就会不爽，干嘛老怪我？后来理解了，她有她的无奈，这个对她太重要了，她就是因为没有文凭被别人看不起、被各种‘卡’，所以她才不断强调让我接受教育，成为人上人。”蒋易澄说。

写毕业论文的这两年多里，蒋易澄学会了宽容与倾听。她采访自己的家人，听他们一遍一遍讲过去的事情，尽管很多讲述与她的论文没什么关系。在退休人员安置点采访完，她给那些独居的老人拍照，之后专程送过去。

“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倾听，另一方面，甚至也没有那么多人愿意讲，诉说了以后又怎么样，现实状况还是没有改变，所以干脆选择不说。”她的声音有些低落，“有这个机会让他们能诉说，也挺好的。虽然我听得太多了，不觉得稀奇，但是总有人不知道吧，总有人会想听听他们的声音吧。”

“原来我根本不了解她的精神生活，也没能帮她分担”

毕业论文是女儿的一件大事，李桂珍一直很配合采访。当问到下岗这件事，蒋易澄踩到“禁区”了。

“你写这个东西有些也不要去那种(深挖)，不要影响你的前途，过都过了，管它的，你去捅它搞不好就捅个马蜂窝了。真的！”李桂珍嘱咐女儿。

1999年，李桂珍下岗。有数据统计，在1998年至2003年的国有企业改制中，全国下岗工人高达2818万。

刚上初中的蒋易澄并不清楚母亲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只记得有一段时间，母亲总是忙着写东西，看资料，经常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也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后来才听说，母亲和其他一些职工在联名上访。

早在李桂珍下岗前，“七矿”已经停产了好几年。由于铀矿山资源枯竭，“军转民”的小项目效益不高，企业一直亏损。厂里领导鼓励职工自谋出路，蒋易澄的父亲是技校毕业，有文凭，找了个机会调到市里给领导开车了。

李桂珍没有这种机会。她接到单位电话，回去开了3天“动员会”。领导在台上说，“七矿”转过年就要破产关闭，职工能调走的调走，接近退休年龄的可以退休，剩下的如果买断工龄，能拿到四五万元的“退职费”。李桂珍选择“买断”，然后用退职费在市里开了间杂货铺。

可实际上“七矿”坚持到2002年才宣布破产，没有响应动员“买断”的员工照常领工资，挨到企业破产时接近提前退休年龄，直接回家领退休工资了。李桂珍醒悟过来，企业“减负”，自己被“就地解决”了。“就像一个圈套”，她咽不下这口气，开始和同事写联名信上访。

在蒋易澄的观察中，这件事对母亲是个巨大的伤害，也促成母亲自我意识的觉醒。“母亲意识到曾经那么赏识自己、需要自己的系统也有欺骗、唬弄自己的时候，为它作了那么多奉献，也应该有主张自己权利的时候。母亲也意识到，曾经以为可以依靠一辈子的‘大树’，总还是有枯萎、倾倒的时候，不能不早一些丰满自己的‘羽翼’以便更好地生存下来。”她在论文中分析。

但“自我意识觉醒”的代价是：丈夫被单位领导叫去谈话，家里的小卖铺被定为“黑据点”，李桂珍被列入“黑名单”。她不想连累家里人，“干脆离婚，我还是要走我自己的路，把这个公道讨回来！”

蒋易澄的爸爸当然不同意。“倔成什么呢，呵呵。”接受女儿采访时，他只是一笑而过。可李桂珍在论文里看到这句话时哭了。丈夫当时安慰她：“你就在家呆着，我有吃的，也不会饿到你。”她觉得自己当年没看错人。

母亲争取利益这件事，蒋易澄此前毫不知情。“真的是不能想象，那段时间她经历的思想上的压力。她要顾虑到我爸爸的工作，我的前途，但你让她妥协，她会挺痛苦的。原来我根本不了解她的精神生活，也没能帮她分担，一想确实，哎呀……”她突然停住，说不下去了。

争取权益失败，杂货铺也开不下去，李桂珍成为彻底的家庭主妇。她觉得自己“被社会淘汰了”，广场舞也懒得去跳，每天就窝在家里沙发上，给婆婆绣十字绣，给女儿织毛衣。在重复的一针又一针里，脾气变大了。老公回家晚了，她要发火；路上遇到熟人问她最近在忙什么，“这不是在家待着嘛”，她三言两语带过，不再像过去那么热情。

“就感觉英雄无用武之地！”李桂珍皱着眉头说，“我有一身的劲，但没地方使，做这样也不成功，做那样也不成功，对自己失去自信，觉得无能，走到哪个地方都矮人一截，觉得不如人，干脆就不要与外界接触，天天在家算了。”

和李桂珍一起下岗的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她的一个同事得了抑郁症，一个天天在家打麻将，夫妻一起下岗的离了婚，孩子也不去上学了。

唯一令她欣慰的是，女儿懂事。李桂珍下岗后，家庭收入比之前少了一半，她还要自己攒下钱缴养老保险。“有几次她爸出差，我跟我姑娘一个星期才用7块钱啊，你说我和我姑娘咋过来的？我跟你说，就是天天蒸馒头，熬点粥，烧一个汤，就可以吃一顿了。”中学生过生日流行请来请去，要好的女孩子们凑钱买礼物，这种活动蒋易澄很少参加，她的生日都是悄悄过的。

“哎呀，我们还是亏欠闺女好多啊。”有一天，平日里沉默寡言的蒋爸爸突然这么对妻子说。

“她爸也是相当难过啊。”李桂珍叹了口气。

“我常跟我女儿说我不敢想，我怕我钻进去得神经病”

蒋易澄考上研究生后，李桂珍觉得不能再这么在家里待着了。一方面家里经济有点紧张，另一方面，“我女儿读到这个文化层次了，我如果不求上进，对她是一种负面影响”。

回归社会的第一步是重新回到广场跳舞，增加自信心。这并不难，李桂珍本来就是单位里的文体骨干，在一群身材走形的中年妇女和颤颤巍巍的老大妈中间，她的动作很标准。

第二步是找份工作，这让李桂珍有点心理障碍。“一是岁数大了，二没有文凭，三又没什么技术，后来想想，管他呢，叫我干什么我都行。”她每天骑着车上街转悠，看见一家刚开业的床上用品店贴在门口的招聘启事，底薪1500元还有提成。

李桂珍决定去试试。她用床单折成开屏的孔雀，用被罩给橱窗里的模特裹出各式各样的裙子，加上过去积累的人脉，开业那几天她一个人就卖出20多万元。可到了发工资时，承诺的5%提成变成500元奖金，李桂珍觉得自己受骗了，“你不能500块钱就把我打发了”，她一气之下辞职。

第一次再就业的尝试受挫。“从表面上我这个人很乐观，但我常跟我女儿说我不敢想，我怕我钻进去得神经病。”李桂珍说。

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当地一所中学有公益岗位面向“4050”人员招聘，当宿舍管理员。她应聘成功，可干了半个月就有点受不了。她在工厂都没怎么干过体力活儿，如今拖地拖得手直翻筋，膝盖都不会打弯了。

李桂珍有点打退堂鼓。她回家跟丈夫倾诉，可丈夫听着听着忍不住想“吼”她：“咋会一天就是在抱怨！”周末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宿舍楼，她只能打电话跟女儿“吐槽”。

“不要太去计较利益，遵循自己的内心。”在外地读书的蒋易澄在电话里安慰母亲，“做什么都会遇到问题，会有不同的烦恼，现在你这种心态做什么都会烦恼。”她分析着，已经不再是那个在被子后面饿得睡着、需要妈妈照顾的小女孩了。

听了女儿的建议，李桂珍决定坚持下去，“管他呢，做事情力气出了还会有，也不会累死，就做呗。”她翻开自己的手掌，几条凸起的青筋趴在手背上，“我以前细皮嫩肉的，现在老茧都出来了。人一辈子不会一帆风顺，我鼓励我家女儿，你多读书，现在苦就是为了比父辈母辈过得好嘛。”

母亲的期待对于蒋易澄来说更像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她自己觉得很挫败，所以会把那种东西转移到我的身上，要求特别高，想让你无时不刻地好、好、好。他们怕你吃亏，怕你考虑不周全，我做什么老是觉得受束缚，变得跟他们一样要考虑很多东西，放不开，很累。”蒋易澄说。

她也曾因此发过脾气，但现在想明白了。“每每回想起来，才深刻发觉自己很是愧对母亲，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她的需求，不知道她情绪不好的来由，不理解她的担忧、焦虑和孤寂，太多太多，有时候甚至厌烦她对我过分依赖和给予期望，我不明白人生历程是这样地短暂又漫长，不懂得在面临人生抉择的时候还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和时代背景，也不清楚人到中年没有固定工作又没有养老保障的那种失落和焦虑。还好，借由这次毕业论文的机会，让我提早体会、省悟。”在论文后记中，蒋易澄这样写道。

探寻母亲的“自我”，也是在不断拷问自己的“自我”

随着论文的进展，越来越多的问题超过蒋易澄预想的范围，探寻母亲的“自我”，仿佛也是在不断拷问她的“自我”。她要跟着母亲上班、买菜、劳动、做家务、聚会，有时也会不耐烦。

放假回家时，蒋易澄常去学校帮母亲做大扫除。她拖洗走廊地板，擦大厅的玻璃窗，戴上塑胶手套捡草坪上的空瓶子。休息时，母亲让她帮忙出了期黑板报，蒋易澄随手画了几朵向日葵和一个拿着书的小男孩，母亲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欢迎同学们归校，欢迎新生入住，你们到家了！”

李桂珍已经适应了自己的新工作。她让女儿上网查如何管理初中宿舍、如何搞好宿舍文化的资料，然后把这些摘抄在笔记本上。蒋易澄翻过那本笔记，里面还有母亲之前在床上用品店参加家纺培训的笔记。她发现母亲一直在默默地补充知识。

李桂珍的管理方法很见效。她跟那些总是板着脸的宿舍管理员不一样，检查卫生时看到哪个寝室做得不好，她自己动手打扫干净，然后写张小纸条放在床上：“帅哥，你们下次就像宿管这样去做。”她熟悉这栋宿舍楼里每一张脸，坐在一楼管理室的推拉窗后面，她大嗓门提醒那些飞奔的男孩：你的衣领没翻出来；你的鞋带开了；站住，你不是这个宿舍的。

男孩子很喜欢这个宿管阿姨，他们把喝完的饮料瓶子堆在教室后面，晚上下自习后带回来给她。老师说，他们还把李桂珍写进了作文里，“你是怎么把他们豁住的啊？”

蒋易澄也要把母亲写在自己的文章里，但她要写的不是一篇几百字的作文，而是毕业论文。这让她有点矛盾。

“要不断把我妈牵涉进来，但是我又不想把她牵涉进来，毕竟要给老师、同学看的，甚至以后上网了，大家都可以去看，感觉会把自己的家庭故事暴露出来，心里面还是有所顾忌。”动笔前，蒋易澄一直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在别人看来，她妈妈只是一个宿管员，拿出来说会不会……但是我很早就对这些东西不在意了。我不会觉得我妈妈下岗在家没工作，我就丢脸。如果同学问起我妈是干什么的，我就说在家，当家庭主妇。”说这话时旁边恰好有人经过，她的声音不自觉地变小了一些，但很快又恢复了自信，“我觉得我妈挺优秀的，不是拿不出手，大学时我妈经常给我织毛衣寄来，别人特别羡慕。”

对于蒋易澄来说，这篇论文不仅仅是一篇文章，“它提供给我太多思考的层次，关于人生，关于婚姻，关于个人的命运，以前特别无知，不会思考这些东西，一下子觉得是个成长仪式。”

有一次，蒋易澄独自回“七矿”采访。那天天空下了很大的雨，山中雾气浓，什么都看不清楚，路上没什么人，周围安静极了，只听见雨点落在地上的声音。她坐在小卖铺门前躲雨，几只小鸡在她脚边来来回回地啄食。那一刻她突然觉得时间静止了。

正对着的地方曾经是广播室和电影棚，母亲就在里面播音。“矿广播室今天的第一次广播现在开始，下面转播中央新闻……”喇叭的功率很大，附近乡镇都能听到。等到了晚上，电影棚会放露天电影，人们带着小凳子和饭菜聚在这里。

如今，她眼前的只有荒草和泥巴。电影棚和广播室早已夷为平地，厂里曾经最时髦的灯光球场也变成烂水塘。

“突然觉得，原来不管怎样生活还是要继续的，要去过自己的生活，有时候确实很无奈，但有些东西你根本改变不了，只能往前走。”这个25岁的姑娘说。

这是这个答辩季看到的最鲜活的论文

得知论文答辩分组后，蒋易澄有些担心。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郭建斌是这一组的答辩老师，他的绰号是“杀手”，上课时很严肃。蒋易澄的论文光看标题就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这毕竟是学术研究，不是文学创作。

“能过吗？”有人表示担心。

答辩前一天，蒋易澄的同学突然“炸了锅”，他们让蒋易澄赶紧看郭建斌的微博，“你这个肯定没问题了，老郭都认可你了。”

那条微博写的是：“一个学生的硕士论文，居然写的是她的母亲……这样的论文，差点看得掉泪了！这是这个答辩季我看到的最鲜活的论文！”

事实上，郭教授看到论文的开头时就被吸引了。“我们对我们父辈那段历史和生活经历其实不太了解，而且缺乏和父母共同做一些事情的经历。”论文中蒋易澄帮母亲去学校打扫卫生这个不经意的细节让他很感动。尽管认为论文的理论部分稍有欠缺，但他充分肯定这种“接地气”的尝试。

郭建斌试图在记忆中搜寻这个女孩在自己课堂上的表现，可没有任何痕迹，她很少发言，一直都很低调。

本想继续保持低调的蒋易澄现在火了。郭建斌的微博发表后，外校的老师也来索要这篇论文，一位新闻学院的女院长看完后哭了。答辩现场，提到帮母亲做卫生那个细节时，郭建斌也有点哽咽。“这是一个懂事的闺女”，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这样说。

站在台上的蒋易澄听了“好想哭”。“不是因为他表扬我，而是因为有个理解你的人，那一分钟特别受触动。”她说。

论文答辩前，蒋易澄把这篇论文快递给母亲，想听听她的反馈。李桂珍这才知道，自己成了女儿的研究对象。

“她成熟了很多。”李桂珍说，“平时说不出来的话写出来了。”

看完论文，接通女儿的电话时，李桂珍已经恢复平静。她甚至有点挑剔地说：“有些用词语句还不是那么流畅，很多故事还没写进去。”

“哎呀这个是论文，不是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蒋易澄忍不住笑了。她根本不知道，要求总是那么高的母亲在打来电话前刚刚哭过。

蒋易澄的论文也完成了李桂珍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1998年，蒋易澄的外公被检查出矽肺晚期。他是一名八级钳工，当年响应国家号召，带着全家从贵州到这里支援三线建设。他在病床上跟儿女说：“我把你们带过来，现在带不出去了。”

当着父亲的面，李桂珍一直忍着，回家后才大哭了一场。那时她下岗，姐姐下岗，哥哥下岗，嫂子也下岗，几乎全家人都下岗。“如果我们条件好一点，他精神压力不会这么大，因为他也自责，是他把我们带进矿里的，他觉得是他的责任。”李桂珍的眼睛湿了。

两个多月后，老人去世了。临走前，他曾想买块手表留给妻子，只需要两三百块钱。可拮据的老钳工没这笔钱，女儿李桂珍也掏不出来。这个遗憾让她至今觉得愧对父亲。她想把父亲的故事写出来，“我觉得我爸跟王进喜比也不差啊！”

蒋易澄考上新闻学院后，李桂珍叮嘱女儿：“你学这个嘛，要在写作上好好练一下，如果有机会，将来把你外公、把七矿的事写出来。”

她只是这么一说，但蒋易澄一直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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