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被曾经的学生和秘书王宇澄举报，79岁的中科院院士王正敏便被卷入了“造假门”。2013年下半年，这起事件因媒体报道而进入公众视野，恰逢院士制度改革成为话题，王正敏事件是否会成为院士改革的契机，一时引起热议。

近日，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公布对此事的最新调查结果。这份调查结果称：王正敏的专著和院士申请材料中的确存在学术不规范问题，但不能判断为造假。目前，调查结论已上报给教育部、中国科学院。

此前，中国科学院在1月7日首次对外回应时称：已有专门工作小组进行核查，并将严格按照有关程序处理此事。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中国科学院尚未公布调查结论。瑞士导师回应：给予王正敏“坚定的支持”

2007年，王宇澄便开始在“新语丝”网站举报王正敏学术造假。2012年2月，他向复旦大学发出举报信，2013年8月，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发布了第一份调查报告。随后，由于两人均有异议，2013年9月，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启动复查程序。

在前期调查完成后，对于王正敏的苏黎世大学博士学位真实性等争议基本消失。质疑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其《耳显微外科》等三部专著中，使用的100多幅耳部手术手绘图与其导师、苏黎世大学教授乌果·费绪专著中的图片雷同；将专著中的大部分内容拆分为14篇文章，在自己主编的《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上发表；将43篇非研究性文章当作正式研究论文，放入院士申报材料的附件论著目录中。

对于引用乌果·费绪手术图的做法，复旦大学的第一次调查报告称，1989年《耳显微外科》一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1990年)之前出版，必须考虑当时的历史情况；而王正敏主编的《颅底外科学》(1995年出版)和王正敏著的《耳显微外科学》(2004年出版)中的相关行为，不符合国际公认的学术规范，但不属于学术剽窃。

对此，王正敏解释，他的引用得到了费绪本人同意，因此不违反著作权法的规定。 “出版社认为文字里有注明，图上就不要再注明了。”王正敏称。

2004年出版的《耳显微外科学》的英文序言正是由费绪所作，而在邀请费绪为其作序时，王正敏也曾委托时任秘书王宇澄将书稿清样寄给费绪。但王宇澄却对此予以否认，并称：自己曾在2011年7月前往苏黎世拜访费绪本人，将王正敏剽窃其手术图的做法告知对方，令对方非常生气。

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日从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了解到，费绪近期在给王正敏的信中明确表态：“你被允许过用你的方式使用我的插图”，并表示，他将在复旦大学和中科院的调查中给予王正敏“坚定的支持”。

记者曾向费绪发邮件求证，但未收到回应。据医院知情人士透露，费绪曾表示，不会回复中国媒体的问询邮件，因为“不愿意被卷进来，而这正是王宇澄试图在做的”。

复查结论维持原判，但院士推荐人仍持疑义

对于将专著内容拆分为14篇文章的做法，复旦大学此次调查结果称不存在违规行为，理由是这14篇文章不是作为论文发表，而是作为教学用途，“写成知识性的介绍或讲座式文章”，以连载方式刊登在该杂志“教育园地”等栏目。

记者看到，在《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2000年第5卷第1期，文章开头配发的“编者按”说明如下：“自本期起，本栏将连续刊载有关耳显微外科的基本知识，内容节录自王正敏教授编著的《耳显微外科》一书，其材料丰富翔实，读后将裨益于耳显微手术的开展。”

此外，对于在院士申报材料中，有四分之一的非研究性文章被当作正式研究论文放入申报材料的行为，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主任周鲁卫说：“我们只能判断为不严谨，应该将论文与非论文区分成两个部分，但不能说他是造假。”

“我的理解就是，要把发表过的文章如实列出。”王正敏说，“我承认有些不是规范的论文，但科普文章或病例报告也是不拘一格地来表述自己的学术思想、手术方法，很多国外的医学大专家也写这种文章，在美国卫生总署相关的表格中，就可以包括这些内容。我想让评审人知道，我不只关注科研，也关注教学和临床经验总结。”

当初王正敏申报院士的推荐人——中科院院士刘新垣却不认同王正敏的说法，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任何时代，对于学术规范的要求都是一致的，这是公认的准则。”

因此，在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发布第一次调查报告之前，刘新垣曾3次给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写信，要求彻查此事。第一次调查报告出炉后，他对结果仍感不满意，2013年10月，包括刘新垣在内的4名当初推荐王正敏的院士向中科院发出联名信，要求对这起事件再做核实。

另一名推荐人戚正武院士则针对“一稿二投”问题表示，“事后，王正敏将上述不知情的论文又作为竞选院士的材料申报，这就不是在调查结论上所说的‘不实事求是’那么简单，至少是弄虚作假。”

但周鲁卫表示，现有调查结论在没有新的材料出现前不会改变，此次学术委员会复查只是对原有调查的补充。

争端背后的师徒恩怨

在王宇澄连续5年的举报中，将矛头一直指向论文、专著、学位等问题。“他那么恨我，出乎我意料。”在1月3日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举行的情况通报会上，王正敏如此表示。他认为，王宇澄开始与自己有矛盾，是从2006年他不再让其担任秘书开始的。

随后，一份《我的爱徒王宇澄培养计划》文件，使得院士“造假门”中的师徒恩怨逐渐为人知晓。

王正敏称，该文件是王宇澄于2009年起草的，其中包含让他作为终身荣誉秘书、学科带头人等数项“荒唐的请求”，希望王正敏能够签字同意，但王正敏拒绝了。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孙兴怀告诉记者，从2009年开始，王宇澄便开始在医院内部举报，并在公开场合播放带有举报王正敏内容的PPT，散发传单，且无故不出诊。根据医院的出诊记录，王宇澄2012年普通门诊工作量仅136人次，2013年全年普通门诊工作量仅7人次。两年的普通门诊数为143人次，相当于一个普通医生两天的工作量。

但王宇澄本人对此矢口否认。他说，自己一年的门诊数量至少有1万多次，那份计划书也并非他本人所写。王宇澄向记者提供了一段录音，其中包括“对方投资两亿元，你是负责人”等内容，他称，这是王正敏曾经对他作出的承诺——让他负责人工耳蜗项目，是对不再让他担任秘书的补偿——但王正敏最后却食言了。

他还表示，在王正敏成功申报院士后，便让自己马上销毁当时留存在医院的院士申报材料，“过了几天，还派别人来打探我是否销毁。”他说，目前手中的材料，都是当时保存的电子版。

但据医院知情人士回忆，在申报院士时按规定，增选申报材料在医院公示栏内公示了至少一个月，不存在保密和销毁的需要。

在一波又一波的舆论冲击中，由于双方都鲜有提供与“学术造假”核心事实相关的证据，对事件的争论开始陷入“罗生门”状态：如王宇澄称，在院士评选后，王正敏曾让他赶紧销毁评选材料；又有当年申报院士的推荐人对媒体称，当时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暗示，要对王正敏“多加关照”……

但在许多细节上，由于双方说法完全矛盾，且缺乏其他证据，难以考证。

关于王正敏涉嫌专著、论文、院士申报材料造假，和人工耳蜗“山寨”国外技术等一系列问题的调查结论，还有待中国科学院做出最终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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