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目前缺少也最为关键的是行之有效的淘汰机制。专家建议，中期考核要加大难度，引入固定比例的淘汰机制。
直博转硕在制度设计上不能想当然地考虑，必须结合社会文化心理。最重要的是保障学生转硕之后的权利、前途发展。
在中国跃升为第二博士培养大国之时，就有很多人在讨论一个问题——如此多的博士，质量该如何保证？
作为第一博士大国美国的经验告诉人们，虽然申请博士生资格的学生众多，但入学后约40%的人最终拿不到博士学位。而在中国，无论是通过博士统一考试、各种免推政策入学的博士生，95%以上的人都能拿到博士学位。悬殊的比率背后，直接关乎博士教育质量高下。
不久前，教育部、财政部和发展改革委三大部委下发《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建议加强培养过程管理和学业考核，实行严格的中期考核和论文审核制度，畅通分流渠道，加大淘汰力度。
尽管意见的初衷、方向无误，但在操作层面上却并不太容易实现。
不顺畅的直博转硕
中国也有博士淘汰。早在2006年，南开大学28名博士生因攻读学位时间超9年被淘汰，打破了我国博士生“零淘汰率”。之后，西南交通大学等高校也有同样的举动。这些淘汰多是以学习研究时间延期过长为理由，被淘汰者中以在职博士生居多。
放眼国内高校，完全能以学术水平不高之名劝退博士生的情况少之又少。而另一种淘汰方式更为常见，如果学生本科毕业后直接攻读博士，在读博期间又无法达到其培养要求，则可以以硕士身份毕业。学术界称之为分流。
发现自己实在没有做科研的天赋，北京某“985工程”高校直博生陈意想走直博转硕之路。可当年冲动直博的代价是，此时要求转硕，只能拿到博士肄业证和硕士学位证。
更加让他气恼的是，同是直博转硕，北大、清华、浙大等学校却可以拿到硕士毕业证和学位证。“拿不到毕业证，派遣就可能成为问题，也意味着户口可能需要回到原籍地。”陈意说。
事实上，陈意遇到的情况更多地存在于国内直博制度施行的早年，为了避免博士生大批转硕，高校一般都严禁直博转硕。然而，2012年颁布的《教育部关于推进试点学院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建立退出机制，开通分流通道，允许试点学院将符合条件的直博生分流转为硕士生培养。很显然，陈意所在的学校要么在试点之外，要么就是缺乏相应的培养理念和制度基础。
从最初的“不允许”到政策上打通，实现直博转硕的过程也并非容易。由于审批直博转硕的程序较长，清华大学直博生小文一直挨到博士毕业，也没有等来转硕申请成功的通知，莫名地以博士身份毕业了。这让他哭笑不得。
遭遇中国式尴尬
美国四个计算机系并列第一的高校——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没有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的人有两条路：转为硕士，2至3年毕业，进入工业界；也有人主动退学，比如谷歌的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都是斯坦福大学退学创业的博士生。为什么在西方国家成熟的直博转硕制度，来到中国却有各种问题？
“问题的根本不只是涉及教育，其实教育也是被困在其中。”北京某“985工程”高校教师王军说。当中涉及户口和档案两个因素，这个问题也是中国独有的，需要相关地方管理部门提供有力的支持。
而从教育管理的层面看，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胡世民表示，当前博转硕的主要难度在于学生的学籍改变在政策上是允许的，但一般学校每年只受理两次，得先报省市教委审批，再报教育部，时间拖得较长。正是由于“麻烦”，很多高校干脆不允许直博转硕。制度上的不顺畅是影响直博转硕的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原因则来自社会文化心理。
陈意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国内高校、研究所很少有博士生淘汰，读博失败在社会认知层面意味着女朋友、家长、求职单位，甚至导师、同门都会用质疑的眼光看待自己。这也是作出直博转硕决定时，他最难克服的心理障碍。
导师也会“受伤”。直博生占博士生招生名额，招一名学术理想不足的学生，等于浪费了另一名学生进取的机会。当然，比起让学生苦熬博士，指标问题还只是一件小事。
如何利用直博转硕建立淘汰制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利用直博转硕，建立可行的博士生淘汰制度。
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举例，国外某大学的做法是设置难度极高的中期考核，难到几乎没有学生能回答得上来，收卷后导师闭门讨论诸位学生的学术前途，会给公认为没有学术前途的学生打低分，这样被淘汰的学生也会服气，因为他本来的分数就不高。
“真正的博士生淘汰机制的核心原则，不是入学年限问题，不是中期考核的考试内容，而是要看这个博士生是否有可能为人类知识宝库增加新内容，学术上能否真正创新。这是唯一的学术标准。”卢晓东说，“创新能力的考查很难用固定的指标、数据量化，虽然上述国外某大学的逻辑听起来有些与常识不一样，但是导师通过与学生的日常接触所作出的判断是最准确的。”
国内目前缺少也最为关键的是行之有效的淘汰机制。胡世民、卢晓东建议，中期考核要加大难度，引入固定比例的淘汰机制，如果每个学院规定中期考核的淘汰比例为20%，如招24名直博生，中期考核成绩最后不过关的4人通过直博转硕等方式分流，不仅有助于保证博士生的整体质量，导师在操作时也更容易开展。
记者了解到，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正在试行固定比例的博士生淘汰制，但在全国范围的直博院校尚没有大规模开展。
此外，在直博转硕的过程中，导师也要转变观念。卢晓东表示，博士生研究阶段培养费用加大，让不合格的人参与真正的科研工作，对于导师和国家而言才是真正的浪费——费钱、费力、费时。
“如果后备生源充足，让不合格的学生以硕士生的身份毕业反而可以用活指标。”他解释，淘汰不合格博士以后，指标可以从本校硕士毕业生或者从其他高校硕士毕业生中进行补充，这盘棋就能活起来了。“这些在制度上是可以做得到的。”
王军对此表示赞同，他表示，如果本学期淘汰3个学生，下一年度教育部给予相应的指标补充，相信导师会愿意考虑淘汰事宜。
淘汰制可行性有多大
然而，在一个“面子治学”的氛围下，利用直博转硕建立起的提高中期考核难度、按比例淘汰制度，可行性又有多大？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指出，博士生淘汰制中师生双方就转硕或退学等选择达成双向选择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在我国，只要学生不答应淘汰就实行不了。
他解释，美国的博士生入学采用审核制，根据学生所提交的文字材料确定他是否有入学资格，入学后修课，然后再通过中期的资格考试选拔最终进入论文阶段的人选；而中国的硕士、博士均采用考试的方式进行选拔（直博生也要参加校内选拔），如果中期再进行一次选拔，“相当于先用筛子、再用一次细筛子挑选，太过复杂”。“在中国的当下，‘拿到学位便是成功，分流就意味失败’的心理盛行，过多的选拔易引发学生产生极端心理，比如学生以自残的方式要求导师不淘汰自己，导师也只能无奈放过。”
事实上，在我国经过选拔而来的生源，教育部门、高校也难以说出“淘汰”二字，而改换成一些看似不近人情的制度。卢晓东举例，南开要求博士生毕业必须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北大经济学院引入博士论文匿名评审都曾遭遇过较大的波澜，“但这目前却是中国特色研究生培养制度中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中国的导师、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不好意思说出‘淘汰’和‘不合格’，只能以这样的制度有限保证博士生培养质量”。
在别敦荣看来，直博转硕在制度设计上不能想当然地考虑，必须结合社会文化心理。“最重要的是保障学生转硕之后的权利、前途发展。现在直博转硕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可能意味着一无所有；而对另一些学生来说，他们会认为是一条出路。只有当后者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直博转硕才能顺利地开展起来。”
为此，他建议，更应该注重进入直博通道时生源的甄别，而非等学生入学后，中期再去淘汰、分流。直博选拔对本校学生的学术功底、研究能力、学术兴趣以及学生自身的不足和问题，要有明确具体的考核；外校生源则可以通过前期的高校夏令营、科研项目等形式，结合该生的科研经历，检验学生的学术基础和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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