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012年考研报名及录取人数

25岁的王晶晶考上河北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后，他的父母摆了场酒席请亲戚朋友吃饭。她是家族里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孩子，王晶晶清晰地记得大家看她父母时流露出的羡慕神情。

可在她硕士毕业后，她的父老乡亲们却没有心情再赞美她，因为3年后，她成为家里第一个失业的人。

王晶晶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一看见我，很多人就会想我的研究生白上了。”

事实上，王晶晶并不是没找到工作，毕业后她顺利应聘到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这是她第一份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她依然满怀激情、斗志昂扬。用她的话说：“希望通过这份工作尽快融入社会。”

工作半年后，由于不堪忍受微薄的工资待遇和超强度的工作压力，她毅然决定辞职。

从广告公司辞职后，王晶晶应聘到一家网站做编辑。工作没3个月，她又辞职了，原因是公司人情味太淡，勾心斗角，让她无法适应。这次辞职后她没再继续找工作，而是收拾行囊回到老家。

连续两次就业失败，几乎打掉了她所有的积极性。当她看着研究生毕业的自己和一群本科生、专科生，甚至中专生干同样工作的时候，一股不平衡感油然而生：“总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回报。”

和她一样迷惑的，是近年来备受诟病的研究生教育。

据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联合下发的《2012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显示，2012年我国研究生计划招生规模达584416人，其中硕士生517200人。与2003年的26万多人相比，10年间翻了一番。

与此同时，报考研究生的数量又在迅猛增加。2012年报考硕士研究生的人数为165.6万人，比2011年又增长6.9%(14万人)，创历史新高。

随之而来的，硕士生就业率低于本科生，一个导师带十几个学生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面对硕士研究生扩招带来的结果，更有人心酸地调侃：你猜得到开头，却猜不到结尾。

就业：曲线就业遭遇曲折

正午当头，硕士应届毕业生王亚明身穿从同学那里借来的职业装，步入一家公关公司，接受总经理助理岗位的面试。

从年初开始，这是她参加过的第16次应聘面试，其间一共经历过8家公司的招聘，但都没能如愿以偿。

王亚明拥有吉林省某名牌大学硕士学历，她梦寐以求的理想工作，是在北京找到一份和专业相关的工作，过上相对有保障的生活。

起初在9个事业单位的招聘考试中，王亚明都以较高的成绩进入面试，但在面试环节，却屡遭拒绝。这使她逐渐对进入事业单位的想法有所动摇，开始陆续参加私企的招聘。

参加过一些著名私企招聘后，她还是没能如愿以偿。单位反馈给她的信息是，招聘岗位看重的并不是较高的学历，而是较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

对于刚刚毕业的王亚明来讲，这恰恰是她的短板。王亚明觉得自己是个硕士生，不能轻易安置自己。在有些跌宕的应聘过程中，王亚明对前途有了些许迷茫。

王亚明对记者说，研究生就业受到了博士生和本科生的“两头挤压”。想从事研究工作，但现在高校、研究院都要博士生，不要硕士生；而企业招基础性岗位，更青睐动手能力强的本科生。即使是企业需要研发人员，也会选择与科研院所合作，不会用刚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

“有些同学后悔读研：还不如本科毕业就工作，也不至于落到现在‘高不成低不就’的境地。”王亚明沮丧地说。

比王亚明更加沮丧的，是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苗卫芳，41岁的他曾因考研成功而成为保定市阜平县柳树沟村的骄傲，如今却成为村民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

2008年，苗卫芳报考河北大学全日制研究生，一举成功，被录取进中国近现代史专业。

苦读3年毕业后，苗卫芳没能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便回到村里种地。父亲苗风山气急之下，服毒自杀。所幸抢救及时，父亲起死回生。

苗风山老两口也“后悔供儿子念书”，他们原本期望孩子毕业后能有一个好的工作改变家里的贫困状况，可到头来他又回到村里种地。面对村民的闲言碎语，他们感觉压力很大。

2008年，也就是苗卫芳考上研究生那一年，教育部开始对高校扩招进行反思，并且首次表示1999年决定的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太急促。但2009年，在全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下，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开始扩大。

苗卫芳的研究生经历，躲不开研究生扩招的洪流。

本科生扩招之后，我国一跃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开始出现，高等教育走上了粗放型发展的路子。

2012年4月20日，教育部明确提出，今后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将保持相对稳定，持续长达13年的高校本科扩招就此画上句号，但研究生扩招却愈演愈烈。

资料显示，2012年全国共招收58.4万名研究生，与2007年的44.9万人相比，5年间研究生招生规模增长了30%，比2003年翻了一番。

来自《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考研人数首次突破百万人。自此，直到2009年，硕士生就业率连续下降。2009年至2011年，连续3年硕士生的就业率甚至不及本科生。

一份来自江苏省人才市场的统计也证实了这种尴尬：2011年高校毕业生中，研究生就业率为86.62%，本科生为90.30%，专科生为94.10%，研究生就业率低于专科生就业率近8个百分点。

大学教育的“饼子”越摊越大，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有用人单位指出，当前大学教育质量下滑，形成了“今天的博士不如5年前的硕士，5年前的硕士不如10年前的本科”的贬值链。

师资：导师不堪重负

面对研究生“扩招”，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唐凌教授很忧心：“扩招给师资力量不足的学校带来了新的压力，以前是一位导师指导两至三名研究生，现在一些学校甚至发展到一位导师指导20名至30名研究生，科研水平和论文质量的下滑趋势迫切需要引起重视。”

近几年来，媒体频频报道，称一名教授带十多名甚至数十名研究生，有些学生一年也没见过导师几回。“一个人带这么多学生，怎么可能培养出好的人才来。”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良荣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现在研究生教育的情况是——导师不堪重负，学生怨声载道。

李良荣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1979级的硕士研究生，他的导师是著名的新闻教育家王中。“他(王中)当时只带我一个研究生，我每周都要去他家3次。”

李良荣已经带了十几年的研究生，“过去一年只带一两个研究生，我会把他叫到家里来，给他出选题，教他怎么写论文”。

现在李良荣每个星期也会把他的研究生叫到家里来“开小灶”，只不过从原来的“一对一”变成了现在的“小班”。

“以前我是主动找学生，现在只能被动地被学生找。”李良荣说，“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题目给我的研究生，只能是他们有问题了来找我，我再给他们解答。”

李良荣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每年4月份是他最“痛苦”的一个月，“学校一般要求4月28日上交硕士论文，学生一般会在4月上旬把论文交给我，我一个月内至少要看七八篇，每篇10万至12万字，我每天看论文要看到凌晨3点，看得嘴唇发紫”。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包括北大、浙江大学、武大、华中科大等6大高校在内，每年招收研究生规模在6600人以上，这意味着，这些高校研究生在校规模达近两万人，其他万人规模的高校更是不在少数。

这么多的学生，师资力量如何？2008年，5年一次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表示，我国15.7%的研究生导师指导的在读研究生在10人以上(含10人)，还有近1%的导师指导的在读研究生在20人以上，有的甚至达到30人。

在一项对高校导师的调查问卷中发现，经济、法律、管理等热门专业，一位导师名下的在校研究生人数超过20人的比较常见。另外，一些教师为了增加收入忙于在外“走穴”，开办或参与各种培训班、辅导班，一身兼多职。这种结果，直接导致研究生的质量下降。

中国传媒大学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授，给法治周末记者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末读研究生的时光，语气中多了几分感慨。

“那时候导师总共才带4名学生，我们经常在导师书房聆听老师授课，到饭点大家围在一起吃饭，其乐融融。现在我每级带七八个研究生，最多的时候带过10个。我自己还要做学术研究，分身乏术，实在做不到对每个学生都悉心培养，并且现在研究生自身的能力也有很大问题，能踏实做学问的太少。”这位教授说。

上述教授指出，扩招给高校研究生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教育资源紧张，包括师资力量、科研设备、经费等；二是生源门槛降低，学生整体水平下降。

稀释教育质量

《一位教授：我向“扩招”投降》的网帖则说的更直白：“我以前上课一直是天马行空，因为我相信，所谓教授，一是要有自己的学术思想，二是要善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但是，一间教室80个以上的学生如黑云压城，我只能重新开始填鸭式的满堂灌。我不记得他们中的任何人，他们也不会记得我讲过的任何事，大家只是在一起为GDP做贡献。拿大学当乡镇企业，我不得不投降；拿学术建设当流水线，追求‘规模效应’，我不得不投降……”

研究生扩招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教育质量，在导师越来越“忙”的同时，研究生的论文也越来越“水”。

在教师层面，他们共同的感受是很多研究生无心向学。5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发表博文《走过场的大学》，称“无论是设计，还是论文，都是糊弄，而且已经糊弄很长时间了”，“很多答辩会，就变成恭维大会，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张鸣认为，出现这样糊弄式的教育，关键是体制原因，高等教育从本质上讲，是个严进宽出的结构，“加上这些年扩招，大学膨胀，萝卜快了不洗泥，宽出，就更加宽得没边”。

而在学生层面，用人单位既要求高学历，又要求经验丰富的实习经历，让他们无所适从。“这让我们在读研期间把大量的时间放在了实习上面，论文最后只能糊弄。”王亚明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研究生扩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本科生就业难，但高校主要还是看中了研究生招生巨大的生源市场，迎合了社会上畸形的高学历消费需求。

熊丙奇介绍，从2011年的毕业人数来看，北大、中科大、清华等10所高校的研究生毕业人数，都超过了当年的本科生毕业人数。其中，中山大学的研究生毕业人数比本科多3300多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南大学多出2800多人，北大多出2500多人。这就是说，至少3年前，这些高校的研究生招生规模就超过了本科生。

有评论指出，如果没有培养制度和教育内容的改革，仅仅是追求数量增加，研究生扩招很可能重蹈本科扩招的覆辙。

尽管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不愿将就业率与学生的培养质量联系在一起，也很难看到其中有哪些深层次的因果关系，但他依然相信，当下的研究生培养出现了大问题，以至对其就业率的解读都要成为学历“贬值”的发泄途径。

在熊丙奇看来，研究生的扩招，并不是从研究生本身的教育规律出发考虑，而是在一味地追求办学规模、办学政绩和现实利益，使我国的研究生教育30余年的时间就走完了美国100多年的路，实现了“赶美超英”的目标。

一个重要的佐证是——国务院学位办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获准授予学士学历的大学有700多所，美国有1000多所，但我们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超过310所，而美国只有253所。

面对导师不堪重负、学生怨声载道的现实，专家呼吁，研究生教育亟待由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转型。一方面扩招要紧急“刹车”，另一方面提质需“加速”。

考研五大怪象：

◎“怪象”之一：整班去考研

◎“怪象”之二：考研是为了家长

◎“怪象”之三：“裸考”上阵，只想碰碰运气

◎“怪象”之四：执意“再战”，不惜放弃已得到的录取机会

◎“怪象”之五：大一动手，冲刺四年只为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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