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月13 日，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城南庄，苗卫芳(左一)与父母在柳树沟村的老家。将近五个月之前，苗风山(苗卫芳的父亲)曾在此服毒自杀。摄影/ 陈建宇原题：“迷失”的高学历农村生

农村长大的苗卫芳把读书作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但研究生毕业后，他不得不回家种田，老父因此而绝望服毒。在这个教育制度和个人性格诱发的悲剧背后，有对“知识”能否改变“命运”的质疑，有对底层学子“上升通道”是否畅通的担忧，亦有对“成功”与“成材”标准观念的警醒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苗卫芳在河北大学校园里显得有些突出。

头发发白、脸上已爬了些皱纹的他和一群90后的学生一样，围在人工湖边读书；但一身灰蓝色的外套又脏又旧，手边装书的是一个买菜用的布袋，这让他看起来也不像是大学老师。

事实上，苗卫芳是去年在这里毕业的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今年41岁。10月12日，他因为一段视频短片，成了全国媒体的新闻点——研究生毕业回家种地，老父因此绝望服毒。

十几天来，苗卫芳每天要接受全国两到三家媒体的采访，几乎每位记者，都会问他这样的问题，“你觉得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吗？”

“从我这个悲剧来看，不能。”但在苗卫芳看来，自己的人生又很难会有另外一种选择。

苗卫芳研究生阶段的学历学位证书。摄影/陈建宇“要成为一个文化人，父辈不是，自己要是”

秋初的华北平原显得一片荒凉，庄稼地早已收割完毕，只有马上要落地的红叶给整个村庄带来了零星的生机。

这里是苗卫芳的老家，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城南庄柳树沟村。从市里到县城要300多里，之后要走一条不断盘旋的山路，直到太行山深处，才能找到这个不足百人的村庄。

41年前，苗卫芳在这里出生。在这个革命老区，就算再穷困潦倒，家家户户也都挂着大幅崭新的毛主席像。

当年，只有小学文化的苗风山和妻子靠种地糊口，供儿女三个上学，但只有小儿子苗卫芳念书好，小学毕业那年，在整个城南庄都名列前茅，考上了乡里的重点初中。

好消息传得快，整个村的人都称赞，“老苗家出了个天才啊！”“这孩子太棒了”?这把苗风山高兴坏了，那时，苗风山就把期望都落在儿子身上，“能学出来、考出来，出人头地”。

从此，苗卫芳成了全家的重心。每年老两口靠种地、卖粮食有三四百块钱的收入，其中二百多块用于小儿子的学费和零花钱。每个月母亲都利用赶市集的空当去乡里看儿子，每次儿子回家，父母都把家里最好吃的给他带上，再额外塞几毛零用钱。小学以来，每年苗卫芳得的奖状，都被贴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

但上了初二，数学开始难了，苗卫芳觉得特别吃力，几次考试都不及格，每个月他拿着成绩单到家，都挨一顿打。坏消息比好消息传得更快，村里人议论着，“这孩子不行了，不行了?”每次吃饭，母亲也是叨叨个不停，“要用功啊！”

不管苗卫芳怎么努力，理科成绩就是上不去，“我考不上大学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这想法告诉了父亲，没想到苗风山什么也没说，默认了现实，“他那时候已经对我不抱期望了”。

辍学以后，苗卫芳和村里大多数同龄孩子一样，到县城打工，成了“农民工”一族，搬砖、拉水泥?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他手里面总拿着本书来看，“没书看难受，睡不着觉”，不多久，苗卫芳觉得，或许有朝一日自己还能上大学。

于是，他捡起高中的数学课本，没日没夜地看，早上四点起床看书，六点上工地，晚上八点下班之后，他回到工棚又躺在床上接着学。但直到27岁之前，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有机会完成大学梦。

1997年，为了能赚更多的工钱，苗卫芳跟着乡亲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在那里，他第一次听说成人高考。苗卫芳觉得机会来了，他放下所有活儿，“脱产”复习了三个月，转年，顺利地考上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管理干部学院。

整整两年，3000元的学费，苗卫芳只凑够了400块钱，为此，他到现在都没拿到毕业证。但苗卫芳还是心满意足，“这下，我就能找个跟知识有关系的工作了。”毕业后，他回河北老家，在县里的中学做代课老师。

代课老师每个月工资只有240元，还不如当农民工赚得多，但他干得起劲儿，“要成为一个文化人，父辈不是，自己要是。”苗卫芳觉得，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起点。

“私立学校老师和农民工没有本质区别”

当代课老师，从生活上来看，苗卫芳的生活只是从集体工棚搬到了集体宿舍，但他的心态却有很大变化，“你知道的，教师这个职业可是神圣而高尚的”，在他的观念里，从以前到现在，教师都是受人尊敬的职业。

可很快，现实打消了苗卫芳的憧憬。

做了一年代课老师之后， 为了多赚些钱，苗卫芳开始去私立学校任教，一干就是六七年。私立学校老师每个月400元钱的工资，比公立学校多100元，两三个月之后，又翻了一番，但渐渐地，他发现了私立学校老师和公立学校老师有着极大的区别：在私立学校，学生是上帝，老师没地位。

私立校不允许老师跟学生发生冲突，如果产生矛盾，老师要主动道歉，有的老师还因此被开除。苗卫芳虽然没出过大乱子，但小矛盾不断，自己没少忍气吞声。

“老师怎么能受这种待遇？”苗卫芳接受不了，很快，他发现差距不仅如此。

有些私立学校寒暑假不发工资，“这是违法的”，苗卫芳念叨起曾经背过的法律条文，“老师应该带薪休假，不分私立、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六章待遇第二十五条规定，教师平均工资水平应该不低于或者高于公务员工资水平”，凭借这一条，苗卫芳觉得，按照国家规定，老师是社会地位最高的职业，“比公务员还高”。

现实并不如他所愿。

六七年来，苗卫芳几乎是一年换一个地方，有时是被学校开除，有时是自己请辞。比如，苗卫芳在保定的一家私立学校任教时，一次全体大会上，包括后勤人员的二三百名老师正在听领导讲话。这时，一个五十多岁的女老师在会上接了个学生家长电话，被打断的领导对女老师破口大骂。苗卫芳难以接受，“一个规范的企业领导不应该这么不尊重人”；私立学校灌输“学生是上帝”的思想，苗卫芳也觉得为难，“既不能得罪领导，也不敢得罪学生”；苗卫芳也不习惯学校的一些人事氛围。有的同事会跟校长打小报告，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如管理学生不好、教学时读别的书、课讲得不好，甚至自己打饭的行为都能成为别人议论的话柄。

时间一长，苗卫芳觉得，私立校老师在本质上跟农民工没有任何差别——流动性大、不稳定，“这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

他把社会上的所有工作分成两类——打工的和能做主人的，区别在于，后者不会“随便就被开除”。比如，私立学校老师是打工的，公立学校老师是主人；编外记者是打工的，在编记者是主人；公司高管是打工的，有红利和股份的职员是主人；农民工和富士康的工人是打工的，公务员是主人……

这样看来，苗卫芳觉得自己从农民工到私立学校老师，并不算改变命运，他希望能当一名“能做主人”的老师。

2008年，苗卫芳37岁了，已经通过了自考专科、本科的考试，他决定考研，期待在考取研究生之后，能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学历高就能找到更合适的工作，这是合理的，不是吗？”苗卫芳说。

“想引起社会对我们草根研究生群体的关注”

苗卫芳报考了河北大学的全日制研究生。他一举成功，被录取进中国近现代史专业。

初试成绩出来时，他回老家准备复试，并把好消息告诉了父亲。可没想到，苗风山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考上，就去读吧”。苗卫芳有些意外，父亲还不如自己小时候考上初中时兴奋。

村里人的反应，也出乎他意料，“都这个岁数了，考上研究生有什么用？”老人们并不看好这能给苗家带来多大改变。

只有苗卫芳自己觉得光耀门楣了。

这么多年来，村里也有人通过其他途径改变了命运。有的年轻时当兵，后来当了官；有的去大城市打工，后来赚了大钱。苗卫芳的两个叔叔，一个是县里面的交通局局长，一个是村里面做蜜枣生意的“百万富翁”，姑姑则是县一中的老师。

整个村子十几户人家都是砖瓦房，只有苗卫芳一家到现在还是土房子，靠近山的上端，与整个村子格格不入。

这些在苗卫芳看来，都叫做“竞争压力”。他也曾经试过做生意，卖豆腐、做面条?可屡屡失败。成为研究生，毕业后找个好工作，成了他“超越别人”的希冀。

刚一入学，苗卫芳就打听往届毕业生的就业状况，结果让他十分扫兴，没几个符合他的要求，“或许到我那一届就会有好转”，他始终抱着期望。

从研究生二年级开始，苗卫芳就开始找工作。

按照他的职业分类理论，最理想的出路是当公务员或进事业单位。但是，公务员招考一般要求年龄在35周岁以下，他没有入选资格，不仅如此，就连一般招聘单位的年龄上限，苗卫芳也超了不少。

去年4月，研究生还没毕业，苗卫芳就回了老家，专心完成自己的长篇小说《二月兰》，这是以自己为原型，描写代课老师故事的小说，没有出版社出版，他就自费印了1000本到处自荐。

父亲看不懂这些，他把儿子的书举起来端详一阵，又放下，觉得拿到了毕业证，再加上有了作品，儿子一定能找到工作。

苗卫芳终于毕业了。公立学校的工作还是没找到，他希望能有文联、作协这样的单位接收他，适合自己写作，这个想法当然也不现实。

又在私立学校勉强干了几个月后，苗卫芳决定辞职，回家种地。在他看来，这虽然憋屈，但顺理成章，“父母身体不好，干不了活了，只能我来”。

这成了压倒父亲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老两口因为治病和儿子上学，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但到头来，无论苗卫芳的命运，还是全家人的命运，都没有任何改变，父亲绝望了。

5月25日，苗风山吞下了100片安眠药。

苗卫芳刚刚回家种田时，有一位拍客朋友曾给他拍过一个视频，并放到了网络上，但反响平平。这次父亲出了事儿，被抢救过来之后，这位朋友闻讯又来了。很快，这个标题为《研究生毕业回家种地，老父亲气绝服毒》的短片，招致了众多关注。

有人质疑他借此“炒作”。苗卫芳纠正说，“传播视频只是想引起社会对我们草根研究生群体的关注，这不是炒作，词性不一样”。

“游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我像个异类”

事件爆发后，家里人都埋怨苗卫芳。嫂子觉得他“自己不争气，做事不脚踏实地，还家丑外扬”，害得自己在这么个山沟沟里抬不起头来做人。父母也不堪媒体频扰，躲到了出嫁的女儿家。

前几个月，苗卫芳回老家拾掇这一季的玉米，父母甚至哄他回城里，“快走吧，找工作去吧”。

事实上，苗卫芳自己也觉得在老家呆不下去，全家人除了自己连小学文凭都没有，跟他们聊心事，也没人能理解，自从一位在老家的初中同学出车祸去世后，他在老家连个可以聊天的对象都没有。

就连吃饭，他和家人也吃不到一块。见识多的苗卫芳喜欢粗粮，每餐单独用红薯叶和玉米面做成“疙瘩”吃，但老父母看不惯，他们吃了一辈子粗粮，好不容易有能力吃上细粮白面，怎么能倒退呢？

他跟村里人说，种地不要用化肥、除草剂，这样的食品才“绿色健康”，周围人都把这当成笑话。

苗卫芳觉得自己已经不属于农村，可读了研究生拿到了城市户口的他，在城里也找不到位置。他没有正式工作，只有一个石家庄作家协会会员的身份，他和那些志同道合的文友交流，谈文学、谈创作、谈政治体制改革、谈民主与法治，乐此不疲……但他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离开那个圈子，他仍然要回到城市郊区几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和农民工住在一起。

唯一能够区别苗卫芳与普通农民工的，是他起早贪黑地读书复习，就像20年前一样。他的目标是考取县城公立学校教师岗位——他已经认定了，这是自己命运获得改变的标志，是一份“做主人”的工作。

苗卫芳在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大清河水系与津保内河航运研究》中，写了这么一段自我介绍，“世事尚不洞明，人情亦未练达；平生惟知耕田以奉亲，读书以自娱，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虽潦倒落魄，坎坷蹭蹬，仍矢志不移，弦歌不辍。”

这天，苗卫芳从河北大学校园里骑车回租屋，在城郊路过一家火烧摊，他停下买了火烧充饥，吃到一半，抬头问同行的《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你说我属于哪儿？游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像个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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