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5日广州大学城招聘会，一名“90后”毕业生坐在HR面前，显露出紧张迷茫的神情。
一群未脱稚气的“90后”大学生，试图通过保研暂离大世界的纷乱复杂，却猝不及防地一头扎进了小社会的暗潮汹涌。在他们步入社会之前，保研战争，成了他们提前参与的一场厚黑演习。
为了逃离的战斗
21岁的蒙雨舒，将保研视为一场“鸵鸟式的抗争”。
这个北京交通大学自动化系的大四女生记得，人生的败退始于两年前的一次实习。那时刚读大三的她，走进了华为北京研究所。正是中午，一百多个面容倦怠的人，躺在一张张低矮逼仄的床垫上午睡。时钟敲过两点，人们缓慢爬起，无声地坐到电脑前，默然敲击键盘。滴滴答答的声音，“像冰窖里的融水”。
那一瞬间，蒙雨舒看着那些恍惚却焦躁的人，第一次预知了自己的可怜。两年后，如果幸运，她会在这里如蝼蚁一般忙碌；如果不幸，她会被分配到某个铁路局，在某个离市区几十公里的小山村里，保障一堆冷冰冰的机械设备能日复一日地按规定程序运作。
喜欢动漫电影、武侠小说的蒙雨舒，难以想象自己将会活得像个机器人。她对社会一无所知，仅有的实践经历依次为：在超市做过7天促销员，站得腰都断了却卖不出几瓶果汁；在某个国际会议做引导员，任务是把嘉宾从A点带到B点；在校科技处做统计员，计算学校那一坨硕博论文被多少核心期刊引用。
除了对电路、信号、系统的熟稔，这个90后女生再无其他生存技能。
最终，蒙雨舒选择了保研。她的理由很简单：第一，以后就业多些选择，“就算做机器人，也得做个高级高薪的全自动机器人吧”；第二，先避避风头再说，“外面太兵荒马乱了”。
将保研视作驿站的不止蒙雨舒一人。华中某大学新闻系的大四学生林婷，第一次实习采访就被“打回了原形”。对方瞟了瞟背着书包、戴着眼镜的她，不屑地说：“你还是学生吧？”随后一挥手把她赶出了房间。章婷决定多读三年书，“得把自己养得再成熟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大四学生潘捷的理由则简洁精确：她想做证劵研究员，入职两年后要挣到200万年薪，而这个行业只接受研究生以上文凭。“我现在工作只能算裸奔。”
目前国内高校的保研评比，学习成绩占总分比例最高，一般为80%。但保研者们会发觉：将大学4年的成绩加在一起加权平均后，相邻竞争者之间的差距不会超过零点几分。于是，学术论文、科研竞赛、学生工作等加分项目，成了保研的主要战场。
黑屋子
内心混杂着胆怯、骄傲与对安逸的留恋，这群年轻人走上了保研之路。他们原以为这是条坦途，却迎头撞上现实：已相对公平的保研体制中，仍存在着众多缝隙。金钱赎买、权力寻租、勾心斗角——成人世界里的所有游戏，都在制度的裂纹中生长。
买论文成为首选。山东大学法学院的李明至今很愤怒：多年来一直排名倒数的同学胡某，在大三时花了近万元，一下子发了6篇论文，最终赚取了20分的发展分(专业成绩外的加分)，实现了“保研大逃亡”。在华中科技大学，一名新闻系学生在一年内发表9篇核心期刊论文，也成为人尽皆知的“传奇”。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学生张林发现，一篇论钱穆史学思想的期刊论文，同学刘某是第一作者，其父为第二作者，其母为第三作者。“从没见过一家三口齐上阵发论文的，或许这样3个人都可以得利吧。”
走关系则更加便捷。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伟在批改保研笔试试卷时，常会遇到某领导走来，指着一张试卷说：“给这个卷子加20分。”陈伟一般都会拒绝，他自觉打分已足够宽松，“但总不会只有我一人阅卷”。
李明在参加某大学保研的笔试时，一名同学在开考半小时后才姗姗来迟，监考老师直接给了他另一套卷子，说让他安心补考，“不着急”。俩人明显熟悉，李明顿时惊得“下巴都掉了下来”。
从小到大都是乖乖女的蒙雨舒也陷入了麻烦。一次对保研至关重要的奖学金评比中，室友A与室友B争斗决裂，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蒙雨舒常常听完室友A对室友B吐槽，又得紧接着听室友B造室友A的谣。面对着为保研你争我夺的两人，她都得微笑相对，点头附和，“这样才不会对自己的保研产生影响”。
蒙雨舒内心那丝对友情的脆弱期望，都被骚乱猜疑给碾碎磨平了。她只能守着仅有的一点原则，靠着第3名的好成绩保研。“大家都在一个黑屋子里。只是我比较清醒而已。”她并不开心：“这不代表我有一天不会昏睡过去。”
宣战者与顺从者
“成绩排名倒数，一样也能保研；穷学生代写论文，300块一篇；富学生保研后，一节课不上……”目睹保研的种种乱象，正读大三的张林再也Hold不住了。他给校长写了一封公开信，痛斥保研制度，并提出了“白玩白，黑玩黑”的改革方案——“成绩好和成绩差的分开保研，让拼实力的拼实力，拼爹的去拼爹”。
上书的结果是“被会商”。学校领导将张林请去，很客气地告诉他：这样的行为“不利于团结”。
从教7年的青年教师陈伟则将矛头直指学生会。2011年10月，他发表博文《学生会：大学最阴暗的一角》，称高校团委及学生会已成藏污纳垢之地。陈伟的愤怒在于：如今的学生会垄断了太多的保研名额，国际政治经济系一位成绩优秀的同学，便被某学生干部挤下，无缘保研。而某一届保研学生五六人中，校学生会主席、院学生会主席或副主席，均名列其中。
陈伟的言论并未触怒学校，却惹恼了学生，特别是视学生会为利益所在的学生干部。数月来陈伟收到了多份邮件，斥责其对学生会的批评“不着调”，并称要他“小心些”。
邓欣宇是北京市某985高校经济学院学生会主席。2011年6月的某个下午，她提前看到了院里公布的第一批保研录取名单，并惊诧地发现：年级排名第6的同学廖园，被原先排名第7的同学吴某给挤掉了。邓欣宇仔细看了加分明细，发觉吴某违反了学院规则——3篇论文不能累计加分，他却每篇都拿到了0.5分。
这位负责的学生干部找到老师，却得到了一个让她难受的回答：“规则都是人定的，不要管闲事。”当她告知当事者，廖园竟也选择了忍气吞声，理由很简单——害怕得罪学院，“连第二批保研也上不了”。
邓欣宇懂了：“没必要捅破那层窗户纸。”
“这就是游戏规则，面对利益，每个人都选择自保。大家没什么可抱怨的。”华中某科技大学22岁的毕业生林婷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父辈的印记
倘若时针倒回，蒙雨舒不会选择保研，甚至不会去读枯燥的自动化系。“这一切就是个错误”。
大二上学期时，犹豫许久，这个从小喜欢文学、漫画的女生打电话回家，小心地询问父母是否可以转专业。她想去读动画系。电话那头，是父亲斩钉截铁的回答：“你成绩好，要去保研，以后好混国企。”
蒙雨舒的父亲也曾有文学梦，报考过中文系，甚至是因借书与妻子相识。然而如同众多90后的父辈一般，这一对夫妻消磨过了经济高速发展、理想日渐边缘的20年，“信仰对他们是奢侈的”。
父亲成为了某工厂的一名工会主席，每日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劝人守本分”。蒙雨舒会被送去读自动化，也是因为父亲羡慕读同样专业、在国家航天局工作的舅舅“赚得多”。
这个乖巧却叛逆的女生发觉多年以来所受的实用主义教育，根深蒂固地烙印在脑子里，让这一代年轻人丢掉了反思和抗争的能力，成为一个缺少信仰的时代所牺牲的人。“只要涉及生存，一切都是可笑的。”
最终，蒙雨舒无声且顺从地选择了保研，并一步步向着父母所期望的“混国企”的目标而努力。但她从骨子里害怕变成一个“浅陋粗鄙的妇人，除了抱怨算计，不再有想象”。
沈燕妮是林婷所在班级的班长。在她的记忆里，这个班级曾是团结的小集体，过去每当有人生日，同学们都会等到零点，在班级QQ群里排队送上祝福。然而经过“保研一战”，大家似乎洞察了彼此心中隐秘的欲望与压力，心照不宣地选择了疏远与陌生。
QQ群已经1个多月没有响了，大家各自投入了找工作、出国、实习的混乱中，沈燕妮觉得这个最初温暖的班级，已经“碎成了一地冰渣子”。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沈茜蓉、余欣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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