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骂父母，不是一般的、偶尔的打骂，而是多次，是殴打，是辱骂，逼得母亲想轻生。这样的人，够得上是“逆子”了吧？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廖某的父母从湖南老家来深圳替廖某带孩子，母亲廖惠莲还帮廖某做家务。因为一些家庭矛盾，廖惠莲被儿子打骂，多次被甩耳光，被骂是“猪”，廖某甚至还说“怎不撞车死”。按传统的说法，廖惠莲养了一个逆子。廖惠莲伤心、绝望至极，多次有轻生的念头。

25日，父亲责备廖某，父子发生冲突，廖某把59岁的父亲廖祥光咬得鲜血直流，又将父亲赶出家门，光明新区东周派出所介入调查，家庭纠纷演变为一桩新闻。

此事被报道后，廖某给朋友发短信称：父亲把这件事捅出来，是要毁他。

所谓“捅出来”，接近于古代的“告忤逆”，就是把“逆子”送官，让官家治他的罪。不到不可忍受，老百姓一般是不会“告忤逆”的。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家丑外扬，坏了儿子的名声，如果是未婚，讨老婆都困难了。

没有人生来就是逆子。报道说 ，廖某曾经是廖某家的骄傲。从天津财经大学本科毕业后，又被保送北京大学就读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先是进了华为，后来又“考公”成功，成为深圳光明新区发财局(发展与财政局)的一名公务员，很受重用。同时他还持有律师执照，兼职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的内地事务法律顾问，十足的成功人士。

报道说，廖某与父母的矛盾，跟妻子有关：嫌他家穷，结婚时没有像她娘家那样拿出5万元钱出来。廖某出生于湖南农村，父母和姐姐一直疼爱有加。知情人称，“廖某的大学学费，也是他姐姐廖爱丽出去打工赚的。”在一些比较贫困的农村，一个男孩子的成功，除了父母的艰辛，往往还有姐姐或妹妹的牺牲。

这样的“资源配置”，无形之中向廖某传递了一种价值观：他是家里最有价值的，其他人是可以或应该为他作出牺牲的。所以，妻子的抱怨固然令他生气，但他无法理直气壮地反驳，因为他与妻子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但是，忍声吞气之后需要宣泄，宣泄的目标，只能是处在价值链更低端的人：母亲。报道说，母亲廖惠莲在家里说家乡话，都要被廖某打骂。可见，廖某对自己的出身有多自卑。

廖家的资源配置，以及家人(包括他的妻子)之间的价值排序，跟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与价值排序完全一致。城乡资源分配的长期悬殊，拉大了农村和城市发展的距离，距离越大，农村越穷；越穷，农村就越自卑，连家乡口音以及说家乡话的母亲，也成了贫穷落后的象征物，带着自卑的“原罪”，应该被厌弃，被鄙视。廖某以前也曾因打骂母亲后悔过，说要“重新做人”，看得出他很挣扎，在原始的亲情与现代理性(价值观)之间挣扎，在母亲与妻子之间挣扎……

有关报道最后的消息令人宽慰：廖某和父亲通了电话，廖某认了错，父亲也原谅了儿子。

那么，廖某认为自己“错”在何处了呢？要从哪里改起呢？他再一次“重新做人”，又“新”在何处？他认错了，他妻子会认为自己也有错吗？妻子会跟廖某一起更“新”自己吗？

而且，需要更“新”的，仅仅是廖某等一两个人吗？除了没有打骂父母，我们和廖某难道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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