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条例》走过30年历程，取得巨大成就。2月12日，纪念《学位条例》实施30周年纪念大会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延东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纪念大会之后随即召开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对刘延东国务委员讲话精神进行了学习和贯彻。
会议提出，2011年，国家将进一步深化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继续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布《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继续深化学位授权审核办法改革，进一步加强省级政府统筹；推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和监督体系建设；推动《学位条例》修改为《学位法》的工作；加强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
2011年2月12日，新中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迎来了实施而立之年。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学位条例》，1981年1月1日实施，标志着中国学位制度正式建立，也开启了中国独立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辉煌征程。
中国特色学位制度基本建成
我国基本建立了学科门类与类型齐全、结构布局相对合理的学位授权授予体系，形成以高等学校为主、多系统培养、富有巨大潜力和独特优势的研究生培养机制。
【感受】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
作为国家学位条例在高校的实践者，我有着特别深切的感受。我校于2000年由中南工业大学、湖南医科大学和长沙铁道学院合并组建。1981年，《学位条例》颁布实施，原三校均成为首批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2010年，我校硕士生和博士生招生规模分别位居全国高校第10和第11位，在校研究生1.8万余人，在读本硕比接近2∶1，已初步形成适应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的人才培养格局。
【成就】
新中国的学位制度建立并非一帆风顺。我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下了很大功夫先后两次起草《学位条例》草案，由于种种原因没能通过。“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各级各类人才短缺、断层严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尤其匮乏。1979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我国“要建立学位制度”。
在老一辈改革先行者的英明决策和支持下，教育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起草的新的《学位条例》于1981年1月1日正式实施，标志着新中国教育走上法制化轨道，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得到党和国家的特殊关注，发展迅速。据统计，1978年到1983年招收的研究生相当于“文革”前17年招生总和的2.5倍。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启动了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目标，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在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中的战略地位凸显。
经过不断的改革创新，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以《学位条例》创立的基本学位制度为中心，一批反映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基本规律、符合中国国情特点的基本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为我国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保障。
截至2009年年底，我国博士、硕士、学士授予单位已分别达到347所、697所和700余所，目前全国在学研究生已达140.5万人，其中博士生24.6万人，共招收各级各类专业学位研究生90多万人，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
中外合作办学、联合培养研究生等合作交流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成为《亚太地区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文凭和学位的地区公约》的缔约国，与包括英德法等发达国家在内的35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高等教育学位和学历文凭互认协议。我国112所高校与国外知名高校正在联合培养9300多名博士生。
立足国内自主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
新中国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为国家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高层次人才，大批研究生成为我国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各项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
【感受】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院长王恩哥：
对我个人而言，过去30年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1981年国家颁布实施《学位条例》时，我正读大学三年级，并在第二年拿到学士学位。可以说，我很幸运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一批获得国家正式学位的大学生。1990年，我从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大学几年，特别是在北大攻读博士期间得到的知识积累、思维提升和精神熏陶，让我受益终身，也为之后在科学道路上不断坚持和探索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回过头看，从本科到博士，我都在国内接受培养，是一名地地道道在中国高等教育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研究人员。
【成就】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全面提升了国家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大批博士研究生进入高校，极大地改善了高校专任教师的学历结构。博士在历届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奖者中所占比例为60.72%。目前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的我国自主培养的博士比例占到70%以上。硕士生毕业后，大多成为高校师资和其他科研机构学术人员的重要来源，满足了国家经济建设、科技、教育和社会发展对大批人才的急迫需求。
王恩哥所在的北京大学是我国首批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研究生培养单位之一。自《学位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北大共授予1.3万多人博士学位、近6万人硕士学位，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的高层次人才。目前我国累计培养各类博士、硕士和学士分别达到33.5万、273.2万和1830万人。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促进和保障了高水平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以作为国民经济重要基础的材料学科为例，目前，我国材料学科类建有16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33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每年本科毕业生4万余人、硕士和博士近6000人。据统计，我国材料科学、工程技术领域论文被引用次数已排名世界第二，10所左右高校材料学研究水平跻身全球前100位。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成为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助推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学术骨干、产业行业管理骨干、经营管理骨干几乎都以我国自己培养的博士、硕士为核心。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能力进一步增强，2010年全国共招收全日制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11.9万多人，共批准350个学位授予单位新增1431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还在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军队的中高级指挥员基本上由系统、正规的研究生培养单位培养。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已经成为国家“人才强军”战略全面实施的主要支持力量。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入
学位授权审核制度改革迈出较大步伐，专业学位教育制度加快建立和完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稳步推进，学位管理重心转移到省级政府和学位授予单位。
【感受】
吉林大学教授刘中树：
我长期在高校工作、任教，还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让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学位制度最初设计以学术学位为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向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并重转变，专业学位教育得到快速发展。目前已设专业硕士学位种类达到38种，学位类型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2006年，国家启动了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我所在的吉林大学也成为试点单位之一。我深刻体会到，不断改革是学位制度发展的动力，不断完善的学位制度则是改革的坚强保障。
【成就】
30年来，学位制度法制化不断完善，对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起到了激励、监督和保障作用，推动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更科学、更规范。
《学位条例》明确了学位授予质量标准，据此，国家不断建立健全学位授权单位及其学科专业质量评价体系，以评促建，有力地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基础平台建设。30年来，为增强学位工作服务社会发展能力，国家适时调整学位授予层次结构和区域布局；为确保学位授予质量，先后进行11次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审核和三轮重点学科评选。
为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主管部门与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关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实施了《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改革方案》，推进学位授权审核办法改革，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工作重心由原来以审批为主转变到以抓质量和培养模式改革为主。学位管理重心转移到省级政府和学位授予单位。
2006年开始的以科学研究为主导，以导师负责制和资助制为核心，以建立研究生质量长效保障机制和内在激励机制为主要内容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目前已经推广到全部中央部委所属高校，同时鼓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选择省属高校开展改革试点工作，在创新培养模式、优化培养过程、加强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完善研究生奖助制度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将全面贯彻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实现“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研究生教育体系为目标，以“完善制度、提高质量，科教结合、支撑创新，适应要求、引领未来”为指导，更新教育观念，创新培养模式，完善结构类型，统筹区域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
2011年，国家将进一步深化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继续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不断优化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逐步扩大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规模。发布《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积极推动学科建设。继续深化学位授权审核办法改革，进一步加强省级政府统筹。推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和监督体系建设。推动《学位条例》修改为《学位法》的工作。加强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
【亲历者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研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
学位教育让我终身受益
在清华大学“文革”后毕业的学生中，我是首位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作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科技工作者，我是国家学位制度的受益者，同时作为一名研究生导师，也在全身心践行着国家学位制度。
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作为科研骨干和专题负责人，先后参与完成了多项大型水利工程的论证与设计工作。系统的学位教育，使我的科研业务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得到全方位的锻炼和提高。
我参与完成了南水北调工程、三峡工程等多项重大工程咨询评估工作及全国水资源中长期规划、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等多项国家级规划编制工作，先后5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并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和“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等荣誉称号。
回顾我的整个求学和工作经历，是学位教育塑造了我，让我终身受益。上世纪80年代的留学潮和90年代初期的下海经商潮，对每个人的冲击都很大，而我在博士阶段学的是系统工程专业，应用面较广，但我还是真正想为水利事业作一点微薄的贡献。当时我们承担了海南的一个项目，2年内在海南呆了16个月，中间就回了三次家。为节省上下班时间，我的办公室里有个折叠床，一年中有半年甚至更多的时间睡在办公室。
坚持走以知识报国的学者道路，才能学有所用，并取得好的成绩，繁荣我国的科技事业。我们的学位教育应培养研究生这样的志向和情怀。
西藏地质调查研究院一分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博士生尼玛次仁：
雪域高原沐浴知识阳光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教育工作、学位工作开始大幅向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尤其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建立，为我们这些身处一线的人员创造了继续深造的机会。
2005年，西藏自治区地矿局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联合开展了地质工程领域工程硕士研究生的教育与培养工作，西藏地矿系统70余名像我一样的地矿科研与生产一线的同志有幸成为工程硕士学员，重新步入久违的课堂，开始新的知识探知。
学校为我们这批来自高原的特殊学员“量身定制”了符合自治区地质事业发展需要的课程体系，并选派了一流的师资团队，其中不乏地学大师、两院院士和取得突出成就的中青年学者。更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学校根据专业学位教育的特点，实施校企“双导师”制度，学位制度与培养模式的创新给我们这些仍然坚持一线工作的人们创造了极好的学习平台。现在想来，如果没有当时学校的悉心安排和严格要求，就不会有我毕业时完成的一幅幅高精度的地质图，一份份高水平的科研、生产成果和赢得专家们充分肯定的学位论文。2006年，我被聘为地质矿产高级工程师，2010年7月，我又成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构造地质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如今，高层次、多渠道、宽领域的专业学位教育已经在西藏地区全面铺开。越来越多的藏族同胞开始和我一样重新步入课堂，沐浴知识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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