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中国之百姓心安才有社会平安 将维护和谐稳定的过程让群众参与、成效让群众评判、成果让群众共享，方能托举起万众一心的平安中国
此心安处是吾乡。对百姓来说，平安中国，意味着安宁的居所，安康的生活，安全的环境，安定的社会。百姓心中有平安，才是更高起点的平安中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把人民群众对平安中国建设的要求作为努力方向”。这不仅是工作要求，更是政治责任。
社会的发展是动态的，平安中国建设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今天，面对人民群众的更高期待，面对错综复杂的各种挑战，落实这一要求，关键在于创新。既包括观念理念的创新，也包括体制机制的创新。对各级政法机关和党委政府来说，要把百姓平安作为政治任务来抓，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切实担负起维护一方稳定，确保百姓平安的重大政治责任。要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感受和需要，用动态开放的机制体制创新，推进平安中国建设。
近日在苏州召开的深化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要求，把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作为平安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是衡量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指标。这意味着评价体系的更新，平安不平安，百姓说了算。平安建设如果只是围绕指标和排名转，就可能出现忙得团团转、群众不买账的尴尬局面，把工作指针置于群众感受的磁场，才能让平安效益最大化。比如，吉林省在社区会议室、村屯小卖店、集贸市场等群众聚集的场所设立1.4万余个“百姓说事点”，收集群众对平安建设的意见，解决群众现实问题；江苏无锡通过12348维权热线和法律咨询平台，倾听民意，提供法律公益服务。这些都是群众意愿主导机制创新的好尝试，也说明，百姓心安才有社会平安。
“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让群众意愿成为工作指针，意味着各级政法机关和党委政府要创新工作方式，把转作风和平安中国建设结合起来，始终把民心民愿作为“第一信号”、始终把安民利民作为“第一选择”、始终把百姓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如何让工作方式与时俱进？实践中，一些地方摸索出“脚板加鼠标”的工作方式，既注重靠脚底板走到基层、群众中去了解社情民意，也注重用鼠标键盘倾听网络民意。在信息化时代，尤其要重视科技手段在平安建设中的作用。在湖北武汉，空巢老人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通过“一键通”发送求救信息到“智慧街道”指挥中心；儿童乘公交出行，可以携带“智慧出行”终端，方便家长实时查询。这些创新手段，是未来实现平安建设和“智慧城市”建设深度融合的方向。
创新归根结底是治理方式的创新。平安建设的目的是百姓心安，自然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正如苏州会议上所要求的，坚持党政主导、社会协同，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平安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对各级政法机关和党委政府来说，群众不仅是服务的对象，更是治理的主体。让群众参与到平安中国建设中，形成整体合力，才能铸就平安中国的庞大底座。近年来，从基层自治到“大调解”，从多元纠纷解决到安保志愿者队伍的壮大，无不说明，群众的广泛参与，社会的发育和成熟，才是平安中国的活力之源。群众不仅是平安中国的参与者，更提供了正义的力量。只有将维护和谐稳定的过程让群众参与、成效让群众评判、成果让群众共享，方能托举起万众一心的平安中国。
“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喜乐如泉源。”更高起点的平安中国，不但和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有关，更和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有关。在新的起点和新的历史时期，以民意为导向、法治为保障，创新体制机制，平安中国建设必将实现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同步提升，成为中国梦灿烂绽放的有力保障。
我们的“教养”从何而来 一个现代公民，首先要培养一种心智健全的完整人格；一个“礼仪之邦”，尤其应该懂得“教养”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
这几天，两则与考生有关、与高考“无关”的新闻，激起人们心底的波澜：
一是高考前20分钟，在四川宜宾一中考点，一女生因痛经在考场内昏迷，同一考场的黄子恒发现后，立即抱起这名同学往校外跑，找到警察将女生送医。
一是江苏宿迁高三女孩陈瑾，在目睹妈妈闯红灯并对交警出言过激后，给交警写了一封致歉信。高考结束后，当地交警特意登门看望了这位女孩。
“中国好考生”、“提前的满分作文”、“向致歉女孩致敬”……在今天，这样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不仅因为它隐含着“小孩可以成为大人老师”的逻辑，还在于新闻的主角是争分夺秒、心无旁骛的高考生。
在人的一生中，改变命运的高考也许只有一次。倘若沿着“有用没用”的功利思路，秉持“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成功哲学，两位考生的选择，也许显得“涉世未深”。但恰恰是关键时刻的这些举动，带给人们意料之外的感动，同时告诉我们，成才之外，还有成人；成功之外，还有教养。
太多时候，我们过于痴迷“成功”了。如今市面上，有关成功学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对于成功的定义，却往往千篇一律，不是财气袭人，便是高人一等。反过来，在赢者通吃的逻辑下，成功又仿佛可以为一切价值正名：电影里，创业成功了，一切不合理的情节，顿时顺理成章；生活中，成名成家了，许多修养缺陷变得无足轻重，甚至还闪耀起了“个性”、“品位”的光芒。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
几年前，一位市长在大学演讲中曾说，“不少中国人受到过教育，但没有教养……有教养比拿到文凭更重要”。话虽刺耳，却非无中生有：我们有多少人，一定要有人干涉才会自觉排队；有多少人，在公交地铁上撞了别人连句“对不起”都不会说；有多少人，闯了红灯还振振有词“要你管我”……更重要的是，有多少人意识到了隐含在这些“小事”中的意义和价值？
今天，物质生活日渐丰裕的中国人，正面临“有了钱又怎样”这样一个问题。比如，当我们拥有了智能手机以后，是否能优雅地使用它，而不用它偷拍乱拍、惊扰他人？当我们以车代步后，是否会文明地驾驶它，而非无视规则、横冲直撞？当我们出国旅游时，是否会注意形象，而不是随心所欲、大声喧哗？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反映着一个人的文明素养，也检验着一个国家的内在品质。
在这个意义上，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更为重要。有了教养，学生即便不能成为国之栋梁，至少也能心地善良；有了教养，无论成功与否，国民都会有“谦虚而不自卑，自信而不傲慢”的气度；有了教养，国家自能保持一分优雅从容，成为一个被人欢迎、受人尊敬的大国。
中国人向来不乏学习的能力。每年高考后，都会涌现一股“状元热”。许多学校和机构都邀请“高考状元”分享学习心得、成才经验。其实，不管成绩如何，黄子恒、陈瑾这两位考生同样值得邀请，讲讲什么是勇敢、什么是尊重、什么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或许，听课的还应该包括许多大人和成功人士。一个现代公民，首先要培养一种心智健全的完整人格；一个“礼仪之邦”，尤其应该懂得“教养”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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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价有利穷人”是歪理邪说 某学者在媒体发文公然为高房价叫好，声称“高房价不是为了让富人发财，而是让穷人能住上房子”。此言一出，立即招致舆论的强烈反对。一些评论指出，当前房价居高不下已严重阻碍了公民的居住消费和需求，这是社会和民众的普遍共识，该学者此时发表这种奇谈怪论极不负责任。事实上，保障房建设绝不是靠其所谓的高房价来支撑的，过度依赖高房价和土地财政只会危害中国经济稳定和健康发展。
高房价危及经济稳定
今年以来，调控政策的不断升级未能阻止房价的节节攀升，这引发了各方对建立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讨论。那么，应该如何才能建立合理的住房体系？面对这一问题，该学者竟然表示：“应该让豪宅卖出天价，然后政府有钱了，就能给穷人建保障房。高房价不是为了让富人发财，而是让穷人能住上房子。”高房价竟然成为有利于穷人住上房子的借口，实属奇谈怪论。
高房价真的有利于穷人吗？事实上，当前高房价的现状对房地产行业甚至中国经济的弊端已经越发显现。在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看来，高房价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认为，高房价对中国经济和社会有三个负面影响：一是，相对于其他商品和资产的价格扭曲，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导致产业空洞化；二是，整体社会财富分化，贫富差距可变成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政治问题；三是，影响代际财富差距，房价上升对于年轻人是负的财富效应，资源集中在老人手中会妨碍社会的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中国经济的房地产化泡沫已经显现，高房价造成的结果是，短时间内让中国的财富聚集在小群体，造成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同时导致我们整个社会价值观念、价值判断出现严重扭曲，贪污腐败愈演愈烈。
财政收入不能靠房价泡沫
在房价越调越涨的背后，是地方财政对国有土地的高度依赖。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与房地产开发商的拿地热情有增无减，各地土地市场“地王”频现。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不乐观情况下，地方政府仍寄希望于以卖地来缓解财政压力，促使土地出让价格大幅增加，而土地价格的上涨必然会带动房价的高企。
易宪容认为，在当前的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利用对国有土地的绝对垄断来“经营城市”，同时为地方政府创造GDP业绩，经济增长的主要工具就是土地财政，就是如何用土地抵押成为地方政府主要融资工具来发展当前经济。
事实上，当前逐渐积累的地方债问题已经为高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财税体制埋下了祸根，高房价和高地价所支撑的经济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
“房地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中之重，地方债依靠的是房地产，资产升值主要还是房地产。”财经评论员叶檀表示，如果是房地产上升，那么地方债务的风险会缓解；如果房地产的资产不值钱，债务危机就会马上崩溃。所以首先要维持稳定，然后在维持稳定的过程当中，逐渐让地方政府退出市场项目，让负债逐渐减少，把地方财政跟房地产之间的依赖性降低，最后才能实现软着陆。
保障基本居住权要走正路
高房价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阻碍，更不会成为穷人住上房子的保障，保障低收入居民的基本居住权利要走正路，靠的是日益完善的保障房体系。加快保障房建设不仅可以缓解民生问题，同时也是稳增长的利器。
中央财政对于保障房建设的支持发挥了巨大作用。2012年中国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支出逾3800亿元，比上年增加457.52亿元，增长13.7%。而仅在上个月，财政部接连下发三道文件，共计拨付1015亿元支持保障房建设，其中公租房建设获取资金最多，达到580亿元，其次为城市棚户区改造，为355亿元，廉租房获得80亿元。
“保障房大规模建设的时代逐步来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巴曙松认为，房地产市场已经由过度的商品属性特别是金融属性回归到了保障属性，意味着中国的住宅市场“保障归保障、市场归市场”双层格局的初步形成。他表示，我国住房改革历史上，同时也与城镇化快速推进直接相关的保障房制度改革的大幕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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