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应实行“口粮安全战略”，而不是“泛粮食安全战略”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更多的人口变成中产阶层，我国食物供给不仅面临数量安全，而且还面临质量安全，如何满足这种数量与质量的双安全，对我国这种人均资源极为稀缺的国度的确是一大难题与挑战。

我国粮食已实现十连增，但一个尴尬的事实却是，近年来我国粮食进口一直在屡创新高，以去年为例，谷物和谷物粉进口1398万吨，大豆进口5838万吨，棉花进口580多万吨，糖进口370多万吨，肉进口220万吨，奶制品进口110万吨。

更重要的，从质量上来看，目前我国食物供应面临更大的问题。城市一大半已满足温饱水平的消费者不再是仅关心吃饱，他们还迫切希望吃得安全健康。而目前不断出现的各种食品安全丑闻，让大部分消费者成了惊弓之鸟。

当前人民的突出愿望便是食品安全，这是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重点强调的，他说：“柴米油盐的安全就是人民的突出愿望。”如何实现在保证“吃饱”的基础上，让百姓能够“吃好”，是目前我国农业面临的最大挑战。

二、农民工市民化，建设用地指标是个好工具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能够高质量完成的关键。如何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进城农民享受平等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也是一大难题。

农民工市民化最大的障碍在哪儿?成本是关键。有专家测算，我国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万元，一般大城市福利50万元以上，中小城市为十几万元。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 50万亿元的成本。谁来承担这些成本?什么样的政策激励最为有效?

自十七大提出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至今，我国各地均推出地方户籍改革政策。据初步统计，已有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等12省份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其实建设用地指标是一个好工具。因为要想解决新移民的定居，必须要占有耕地。目前土地管理部门一直在执行“占补平衡”政策，其实这个政策也可以移植到吸收外省份新移民政策上。

三、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让农地成为“不再沉睡的资产”

农村土地是农民的最大资产，但目前还是一个沉睡的资产。目前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还存在太多的问题，如何改革好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让土地这个最稀缺的资源发挥出最大效力，需要精心谋划，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是关键：

其一，征地制度该如何改?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城乡隔离的两套土地管理制度，城镇化的土地必须被征走，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开发，农民被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之外。未来应该打破目前的垄断征地政策，实现农村、城市土地“同地、同权、同利”，建立土地交易机制，使农民分享城市化中的土地增值收益，使进城农民获得创业资本，只有这样才能可持续。

其二，农村建设土地能否实现同地同权直接入市?

目前我国数量庞大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普遍存在利用不合理、效率低下等问题。

由于各种严格的限制，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住房不能作为资本流动，很难带来财产性收入。但现实情况却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隐性市场活跃，违法用地屡禁不止，用地流转权利缺乏可靠保障，如何打破坚冰，让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农民也能够真正受益，需要进一步改革。

如何解决实际占地2亿多亩、价值100万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建构全国统一的土地使用权体系，形成公开化的中国村镇房市和构建中国房市的全流通格局，是一个令人无限想象的大问题。

此外如何让农民通过土地等不动产的抵押享受到平等的金融服务也需要政策突破，如何建立稳定的农地流转机制也需要政策突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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