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片蓝海，然而一些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照搬传统工业化老路，简单把乡村变城市、把农民变工人，引发了许多问题。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不仅起到定分止争的作用，也为走出一条城乡融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指明了方向。城镇化面对的客体主要是7亿农民、200多万个自然村。国家强调生态文明理念和城镇化战略有机结合，实际上就是要立足乡土社会内生的多样性来加强生态建设，在城乡统筹中推进城镇化。如果能够把投资重点转到“人的城镇化”而不是维持过剩的城市产业，通过生态恢复和乡土社会重建来改善地方治理，农民就不至于背井离乡，农村也能增强吸引力。这种城乡一体化当是未来方向。客观上看，城镇化确实有利于化解产业资本过度集中的城市形成的生产过剩压力。一方面，近年来新农村建设快速发展，95%以上的行政村实现了五通（电、水、路、电话、网络），提供给中小投资者和城乡劳动者“搭便车”的机会，为内需型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中国有约3000个县级单位坐落在县级中心镇，还有约2万个建制镇，只需选择部分中心镇作为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建设投资重点，就足以打造城市之外的第二“资本池”，还可巩固农村作为传统“劳动力池”的作用。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但并不意味着就得继续以产业促进城镇化，更不能延续单纯追求GDP时期的亲资本政策。某种程度上，利益结构固化使我们对化解产能过剩的关注超过了对城镇化自身规律的考量，这是深化改革的障碍。近代城市化本源于工业化阶段产业资本集中所催生的劳动力规模化需要，工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等内在特性，决定了产业集群要和城市带叠加在一起。而农村本来“十里不通风”，农业本身是个自然过程，因此，强行把农村和农业拽入工业化车道，国际社会公认的教训就是“双重负外部性”：环境污染和不安全食品等自然界对产业集中的大城市的反抗，我们每个人都深受其害。事实上，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产业资本过剩。中国在未来数十年将更加受制于资源高度短缺、环境非常紧张，尤其要注意汲取其他国家的重大教训。以巴西、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之路，其特征是“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各地农村贫困人口移入大城市，造成贫民窟中的黄赌毒泛滥。比如巴西，虽然实现了80%以上的城市化率，但大多数是在贫民窟中受黑社会控制，甚至要用国防军来扫荡才能维持世界杯足球赛的安全。因此，城乡一体化原则下的新型城镇化，绝非简单看城市增加多少人口。国家更不能任由短视的城市资本下乡去占领作为中国历次危机软着陆载体的农村。要在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矛盾下开展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给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政策原则，比如，按照城乡统筹原则给农民以平等待遇，以优惠政策重点扶持城乡居民在城镇创业，更加强调乡村可持续发展，把提高农民组织化作为改善地方治理的基础，等等。始终应记住，改革，而不是资本，才是新型城镇化的真正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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