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驻休斯顿总领馆教育组的支持下，受“春晖计划”的资助， 2003年9月--12月，我利用学术休假的机会回国在陕西和贵州两省的数所高等院校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包括系列讲座，专题报告，与师生座谈，去基层参观。
与从前回国不同的是，这次在国内停留时间较长，从而有机会对中国在过去20余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做一些近距离的观察。对人们的精神面貌，思想感情有了较为深入细致的了解。与其说是一次学术休假，不如说是一次社会调查更确切。国内这些年来经济改革，教育改革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回到美国以后，不仅周围的中国朋友，许多美国同事和朋友也都非常有兴趣从我这里了解中国的情况以及我的亲身感受。
我是1985年从陕西师范大学以自费公派的形式到美国留学的。1990年在美国阿姆赫斯特的麻州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应聘到位于美国南部摩比尔市的南阿拉巴马大学，任教于数学与统计系，至今有14年了。利用学术休假回国的想法在我心中由来已久，为自己学习工作过的母校做一些具体的实事更是我多年的心愿。
2002年感恩节期间，休斯顿领馆教育组的马燕生参赞和徐家海领事来到摩比尔，看望在南阿拉巴马大学学习和工作的留学人员，并转达了国家对留学人员的三点殷切期望（大意）：利用各种形式回国服务；在专业的学术交流以外多关心国内的高等教育改革；尽可能地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西部。当他们了解到我的想法后立刻给予了肯定，向我介绍了“春晖计划”，并在很短的时间里批准了我的申请。
正像我们对祖国的思念具体表现在对自己的家乡父老的思念一样，回国服务可以具体地从为自己的母校，为自己工作过的单位干点ㄦ实事做起。特别是在当前国家强调西部建设的形势下，我们这些曾经在西部学习工作过的，或父母家人在西部的海外学人，比别人更多了一份责任。另外，我把回国的重点放在了陕西师大，也是因为南阿拉巴马大学在美国大学中的地位与陕西师大在国内的相对地位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自己在国外十几年来的教学，研究和行政工作的经验或许会对国内同类型院校有些用处。
经济改革开放的结果和国家对教育加大力度的投入，使国内绝大部分高等院校在办学的硬件方面已经是今非昔比。陕西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专门为我提供了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并配有计算机和打印机，条件比我在美国的办公室并不差。通过网络我可以与自己在美国的同事们随时保持联系。另外，国内高校的人事部门在引进人才的工作中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提出了“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口号。许多学校都有专门为国内外专家，特邀短期讲学人员准备的公寓房，并提供生活补贴。尽管各地区，各校的情况不同，但是如果要求不过分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些条件已经相当不错了。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西部各省的人才流失，“孔雀东南飞”的现象的确不容乐观。西部的教育事业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陕西师范大学的校领导对我学术休假回国不去京津沪，或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是回母校甚是赞赏。校人事处还专门安排我在教师节暨欢迎新教师的茶话会上讲话。当时，我引用了一句人们常说的“回国服务不需要理由”的后面，又加上了一句，“回自己的母校尽微薄之力更不需要理由”。这是真心话。当夜深人静，漫步在这即熟悉又陌生的校园时，我心中常常难以平静。既为我们这个国家，为这个学校，也为自己这些年来的变化感慨万千。对人们常说的“回家的感觉”，对所谓的“归属感”有了不一样的体会。有时我也奇怪自己哪ㄦ来的那么多感慨：是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人常有的人生沧桑之感，还是像歌词里唱的那样“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 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在这次回国的四个月里，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陕西师范大学度过的。陕西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专门为我安排了40个学时的系列讲座，并列入了正式的研究生课程计划（2学分）。我的任务主要是用英语讲授与自己研究工作有关的分析与几何不等式，和古典几何中的动力系统问题。其目的一是向研究生，青年教师，以及程度较好的本科生介绍一些内容适当的研究课题，强调分析、几何、代数、拓扑等不同数学分支在研究中的相互渗透，从而把数学作为一门整体的学问而不是过早地把自己束缚在过窄的领域里。二是想通过这样的教学活动提高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用英文交流数学的能力。
由于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的召开，国内上下很是为数学“热”了一阵子。作为此次会议的拓扑学卫星分会场，陕西师大迎来了众多世界各地的优秀数学家。能否尽快地提高用英语与国际上数学同行进行交流的能力，对数学专业的师生来讲，其重要性是无需多加说明的。我上第一节课时，原定25人的小教室一下拥进50多人，不少人只得从别的教室搬来椅子插空坐下。当时的情景让我非常感动。在美国很少会有这么多的学生会对一门数学课表现出如此的热情。对我个人来讲更特殊之处还在于：我又回到离开了18年的陕西师大的讲台！我有20多年的教龄，上课无数，做过的还算是精彩的讲演也不在少数，但这回国后的第一节课实在是令人难忘。
除了学术方面的准备，回国前我还就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与现状以及面临的挑战做了一些系统研究，并打算结合自己在数学教育方面的实际工作经验，为国内有关教育研究方面的刊物写些文章，或者为他们推荐一些有关的材料。回国后的前两个月，我又专门了解了国内有关教育研究方面的情况。在以后的访问讲学活动中，除了报告自己的数学研究结果外，我还就美国的高等教育，数学教育，甚至中学教育做过多场报告。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与师生们交流看法。每场报告受欢迎的程度，以及师生们的热烈情绪让我至今回忆起来还兴奋不已。
2003年10月底--11月初，在原陕西师大校长，现任数学研究所所长王国俊教授的安排下，我对地处陕南汉中的陕西理工学院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在那里为数学与计算机系的师生做了分析与几何不等式及其应用的报告；为全校系一级的管理干部做了有关美国高等教育的报告，并受聘为该校的客座教授。此外，我还应邀为省重点中学，陕西汉中中学的教师做了关于美国中学教育的报告。由于我讲的内容都是基于我在美国与许多身为中学教师的研究生们的长期接触，并结合了我自己的孩子在美国成长过程的亲身体会，听讲的老师们都非常感兴趣。许多青年教师在报告结束后兴尤未尽，围着我又不停地提问了近一个小时，并请求他们的校长再安排时间与我座谈。对一个教师来讲，还有什么比看到年轻的同行对自己的欢迎和尊敬更令人欣慰的呢。在汉中我还参观了洋县的珍禽自然保护区，城固县的万亩桔园，并向当地的干部了解农民问题及农业经济问题。
2003年11月底--12月初，我应邀到贵州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其间在贵州师大、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做了一系列的学术报告，并与那里的校领导和师生进行了座谈。以上两地的访问使我切实地感受到西部院校希望得到海外学人支持帮助的真心诚意。值得一提的是，我在贵州有幸结识了原遵义市市委书纪，现任遵义师范学院党委书纪的李国士。李书纪有着医学专业的背景和基层工作经验，当年曾被誉为 “挂着听诊器的县委书纪”。我和贵州师大的几位老师去遵义的那天正是星期天，为了能让我们到遵义师范学院看看，李书纪带着科研处王处长等人在红军山下一直等了一个多小时，让我一时不知说什麽才合适。我们沿着前辈的足迹，拾阶而上，来到红军纪念碑前，转身俯看整个遵义。我心中在想：自己既非党政要人，也不是富有的投资商，李书记等人如此实心相待，不就是希望我们这些海外学人能够对西部的基层院校也多一些关注和支持吗。
在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形势下，一大批地方性的高等院校迫切地需要引进人才，来拓展教学科研领域。如同经济建设一样，只有当西部的高等教育事业得到了实质性的进步以后，才谈得上我国整个高等教育事业改革的成功。所以，实实在在地发展西部的普通高等教育事业，其意义与重要性并不亚于建多少所“世界一流”大学。美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为世人瞩目，在美国建国200多年来发展成为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强国的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除了拥有长春藤盟校及其它一流大学外，更重要的是它的多元化、平民化和民主化。中国教育事业振兴的明天需要更多的像李国士这样的基层领导和他们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
勿须讳言，目前国内各方面的工作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但这或许正是为什么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也正是我们应当多回去，常回去的原因。与其在国外批评国内的种种不是，不如亲自回去做点ㄦ调查研究，帮助国内的院校或企事业干点ㄦ具体的实事ㄦ，哪怕是小事ㄦ。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尽快找到回国服务的切入点，同时可以让我们对国内的问题有更客观深入的了解。
刚回去的前一两个月，我也曾经困惑过，吃不准别人是否欢迎自己回来，害怕给所在的院系增添了麻烦。通过一段时间的具体工作和主动与人交流，许多老师与我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约好下回再见时争取合作共同感兴趣的课题。事实上，海外回去的人只要摆正心态，注意与国内同行的沟通，可以发挥自己作用的机会到处都是。任何一个能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的人，尤其是经历了中西方两种文化熏陶的海外学人，应该不难懂得从问题中看到中国的前途，中国高等教育前途的道理。
由于具体的历史原因，我只念过一年初中，下过乡，当过工人，大学也是在“文革”中上的。对自己在做学问上的“先天不足”我是有自知之明的。虽说后来也用过功并出了国，但数学的特点决定了这个领域里年龄因素的重要性。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朋友和同事面前自我调侃为“幸存者”（Survivor)。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杰出之士不在少数，国内国外都有。每当在报刊上看到他们的事迹时，敬佩之余常对自己能否向他们那样回国效力产生怀疑，认为“回国服务”主要是对这些成功人士的召唤。但是此次回国使我体会到，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时间精力也是有限的，关键是看你是否有回国服务的主观愿望。毕竟中国的高等教育需要千千万万人的努力和献身。中国数学的研究与教育事业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也同样需要各个领域和层次的人，国内与海外的人共同奋斗。当年我从麻州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正为何去何从而举棋不定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早我几年毕业于麻州大学的周其凤（现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院士）。周先生对我讲“做你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不要考虑别人怎么看”。我当然不会不明白这样浅显的道理，只是自己摆脱不了当时的种种顾虑。但是这句话我一直记着并常常讲给比我年轻的朋友们。
最后离开陕西师范大学那天的凌晨五点，我被电话铃声吵醒了。一位30年前教过我的退休老教授在电话里告诉我：昨晚他彻夜未眠，有几句话一定要亲口对我讲了之后方可心安。他说我这次回国一是没有忘记老师和母校，二是不计名利得失，还有三四等等。接完老师的电话轮到我无法入睡了。仔细想一想，他其实也并不完全清楚我在国内的活动。我们之间只不过是几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以及回忆当年师生间的种种趣闻时一起的畅怀大笑。不管怎样，能给老师留下这样的印象，自己这次学术休假回母校也算不虚此行了。（驻休斯敦总领馆教育组推荐。）
来源：神州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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