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说被撞、一方说被讹，法院使用测谎仪当“判官”；交警扶起老人，第一句话被问“小伙子你怎么撞我”；肇事者撞完人逃跑，“奔驰大叔”先拍照取证再施以援手……马年新春，几起很有代表性的“扶人”新闻又摆到我们面前，相比观看春晚小品的会心一笑，现实更令人五味杂陈。但是，在今天的社会情境中，无论是拍照先行，还是测谎鉴定，都说明“行善风险”无形中增添了好人的负担，让“扶不扶”这道原本简单的道德设问，变得复杂起来。1982年，大学生张华舍身救下落入粪池的农民，“让张华的生命在自己身上延续”的呼喊曾在各地迅速见诸行动，但也引发了“国家辛苦培养的大学生，为救农民牺牲值不值”的争论。类似的讨论有助于客观理性地推动人们的善举。比如，争议声中，见义勇为的保护、补偿和鼓励机制不断完善，“勇为”过程中施救者的自我生命保护意识不断提高，这些都体现了时代的进步。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类讨论乃至反思中，道德领域的“理性经济人”观念开始盛行。伴随着30多年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凡事讲究成本的意识普遍觉醒，这是人们经济头脑日渐成熟的象征。但这种意识向道德层面的延伸，使得趋利避害与舍利取义的错位越发明显。以简单的投入产出概念来衡量见义勇为，势必让不少人面对可能的风险和损失畏葸不前。长久纠缠于这种价值的撕裂和矛盾之中，不免得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结论，而这种负面情绪一旦形成相互激荡的循环，很容易进一步拉低对道德水准的社会心理预期。事实上，大众对“扶不扶”的强烈关注，背后投射的，正是向善者在现实困境中的纠结，对社会转型期良好道德风尚的迫切期待。当利益考量与道德选择迎头撞上，江苏泰兴的“奔驰大叔”先取证再救人，类似这样的选择，体现出一种乐观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行善风险客观存在、制度和规则对善行的保护一时还难尽如人意的情况下，他们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踯躅退缩，始终充满信心，并用自己的行为，守护住了心中善的冲动。在一个远比当年张华舍身救人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捍卫了社会的公义和“德不孤，必有邻”的信念。“人倒了扶得起，人心倒了扶不起”。讨论这个朴素的道德话题，离不开复杂的时代语境，更与我们的自身处境息息相关。“奔驰大叔”这些乐观的现实主义者们，尽管没有舍生取义的毅然决然，没有赴汤蹈火的豪言壮语，但他们比一万个在网络上痛斥老人变坏、坏人变老却在现实中无所作为的空谈家更可宝贵。我们有必要给他们多一点掌声、多一阵喝彩。我们应该向他们致以真诚的敬意和谢意，因为正是这些乐观者、行动者，为现实中那些并不那么纯粹的人们树立了一个样板，而这样的样板，人人可学，人人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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